黑手党的形成与政治腐败
黑手党的前身形成于1815年至1860年间。当时，西西里岛的统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试图废除封建制度，兴建土地市场，并圈起公用地，把集体牧场改成私人耕地。但由于政府经验不足，地主的贪欲和乡间暴徒的恶行无法得到遏制，起义农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应。镇压没能阻止土匪们继续在乡间游荡。土地所有者要么仍旧遭受窃贼和绑匪的侵扰，要么雇用他们来保证自身安全。
在这种裂隙间，黑手党逐渐从由货运马车夫、骡夫、流动商贩、土匪和牧民构成的最初的企业家阶层中发展起来。士绅和贵族地主招募这些人来守护和管理自己的庄园，并为其收租。这些走狗们替主子报私仇，却反过来号称是在重建社会秩序——包括惩戒桀骜不驯的农民。尽管他们摒弃了绑架——这种上流社会最惧怕的暴徒行径，却因为敲诈又开启了另一种混乱。
黑手党“家族”的数量开始激增，尤其是在穿过西西里西部山区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边富裕的经济果林区。对此，连着几届意大利政权都装作视而不见。墨索里尼曾一度扭转了这种宽容的态度。他特别指定的“完美巴勒莫运动”几乎剿灭了黑手党。然而，在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后，占据岛屿的军事政府向有影响力的地主寻求建议，与这些精英有联络的黑手党随之被招入了当地政府。在随后建立起的意大利共和国里，黑手党重振旗鼓，保护了拥有土地的精英们免受卷土重来的暴徒行径和农民起义的困扰。他们胁迫甚至谋杀了左翼农民领袖，却几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0年意大利实行土地改革。但此时黑手党已经有了新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参选。这项安排被称作是“那项邪恶的交易”，它意味着农民斗争的主要支持者意大利共产党，不论在地方层面或是国家层面都将继续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据估计，每个黑手党成员可以依靠朋友和亲戚拉到至少40至50张选票。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获7.5万至10万张“友情”选票。作为回报，黑手党成员相对来说可以免予起诉或是被判长期监禁。这种心照不宣的许诺也渗透到了一些新领域：对土地改革、城市农产品市场、新房建设，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领域等。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政府没能阻止西西里黑手党接管全球海洛因的运输，可能是这项“邪恶交易”最严重的后果了。
美国黑手党的前身当然和他们截然不同，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我们注意。南北战争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涌入了美国东北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为新兴产业及国家扩张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社区内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汉”集团，在各自区域内插手解决纷争，掌控工作及其他经济机会，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组织，尤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移民最为著名，将在旧世界已经形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招入麾下。这些自发形成的犯罪团伙与更具组织化的犯罪集团之间形成了既互补又竞争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出现极端劳资冲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这种冲突的一个核心就是立法禁止所谓的恶习——酗酒、赌博和嫖娼。据说这些做法使劳动阶层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些措施中，1919年国家禁止酒精法案最引人瞩目。这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戒酒运动。当时大约有150万人改变了对饮酒的态度，开始推崇禁酒运动。随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最后在20世纪初演变成一场对酒精的道德讨伐。禁酒运动依赖于广大的福音教会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1903年运动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协会，即反聚会联盟组织，把大规模生产、运输、销售和饮用烈酒定义为可怕的犯罪行为。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与反聚会联盟的成员都在各州以及国家的立法竞争中支持那些赞成禁酒令的候选人。他们精力充沛地四处游说、请愿，求助于教堂、企业与工会，并在1909年印制出一亿份宣传手册。这些手册显然直接推动了禁酒法案获得通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禁酒法案凸显出美国各社会阶层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这种局势历来受到种族和民族的影响。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瑞奇蒙·皮尔逊·霍布森曾怒喝，“事实上，烈酒会把黑人变成一头牲畜，使他犯下残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运动遵循人道主义，旨在帮助穷人，治愈酗酒者。但1900年以后，人们不再怜悯这些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愤怒与道德愤慨，要求政府进行强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无法得到救赎，反而被加以惩罚。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宣布，禁酒是一项“爱国义务”。禁酒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道德讨伐是禁酒令的基础，它将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小城镇里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国人对立起来。后者多为白领阶层与农民，饮酒节制。杨斯顿是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1900年至一战期间，杨斯顿的人口从4.5万发展到13.2万，其中1/4是移民。市内超过半数的钢铁工人都在此列，最早的一批来自德国、威尔士和爱尔兰，随后一波来自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他们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厂附近拥挤的“豆腐渣工程”里，离他们漫长艰苦的轮班厂区很近。开在工厂马路两旁的一溜小酒馆召唤着下班回家的疲惫工人们，在这里他们可以社交、喝酒，小赌一把一种叫“百搭”的游戏中的数字大小，或是在著名的希腊–土耳其游戏“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转动的骰子下更大的赌注。1916年，工人们获悉工厂得到源源不断的战时订单，于是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工厂主请来工贼帮忙，他们中有很多是来自南部地区的黑人。这种挑衅引发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当地的历史也强调，这种紧张局势还有另一个来源：罢工者们“有时是喝醉的”。工厂主们极为害怕，于是关闭了酒吧，以免这种情绪变得“更为糟糕”。有份文件记录，工人们占领了位于杨斯顿坎布尔钢板钢管工厂的矿场办公室，放火烧毁了那里的文件。这份文件显示，他们“闯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饱，他们就试图烧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后颁布的禁酒令，显然是一项劳动纪律（同时也是鼓励资本消费的手段，女人会把男人从酒瓶里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东西）。
禁酒令与反赌博法一道，为杨斯顿有组织犯罪的爆发提供了机会。只要对当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许他们管制这些被禁止的行为。尤其是来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断繁荣壮大。毫无疑问，这有赖于他们掌握的科技以及组织方面的诀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调停者——与西西里黑手党通过斡旋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不同。在美国，因为市政府变得更为“民主”，所以这种调解也发展成一种政治角色。
杨斯顿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在此期间，工会日益合法并逐渐具备法律地位，而企业也更致力于改善员工的生活。与当时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钢铁业大亨沉浸在“福利资本主义”当中，试图削弱日益增长的工会的力量。因此，坎贝尔和其他矿场主都为员工建造了（按种族隔开的小型）连排住宅（在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开发公司中注资）并通过资助游乐园、运动队和职工小卖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家长制统治。他们构成了该市共和党体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观了共和党借助逐渐拥有选举权的移民工薪阶层入驻市政厅的过程。
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使它处于调停阶级关系的位置。与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黑手党不仅能为民主党拉到工薪阶层的选票，而且能将选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选人身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城市中确实出现了腐败的政治“机器”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有赖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其助力，替他们收集移民工人的选票，而后者通常要求进行改革，开展反移民运动。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在1916年杨斯顿钢铁工人大罢工中展现出了令人害怕的战斗性，为了寻找能制约他们的力量，产业所有者与管理阶层对政治机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和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惊愕的免于起诉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