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简·施耐德，（美）彼得·施奈德
简·施耐德（Jane Schneider）：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教授。曾在西西里进行人类学实地调研，并据此与彼得·施耐德撰写了三部著作：《西西里西部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穷人的节日：生育率下降与西西里的阶级意识形态》及《可逆转的命运：黑手党、反黑手党及巴勒莫之战》。1998年，出版了《意大利南部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
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福特汉姆大学社会学教授。与简·施耐德合著过三部著作。通过对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有组织犯罪及刑事定罪领域。纽约科学院就这些研究课题成立了新部门，彼得成为其创始成员。
18世纪至19世纪初，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云集的滨海广场在巴勒莫市曾是优雅的代名词。然而，自186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巴勒莫开始向北扩张，由此新建的众多广场和林荫大道也有幸成为贵族的新宠。二战结束之际，市内许多滨海豪宅均被盟军轰炸机摧毁，人们对此地唯恐避之不及。但过去20年间，巴勒莫重建了滨海广场周围的几幢历史性建筑。孩子们在清理后重新种上花草的广场花园中玩耍（时尚的露天餐厅也一家家开设出来，增添了这里的万象复兴之感）。巴勒莫曾经的市中心一度被视为衰败和退化的象征，受人漠视，但随着大量重建项目的开展，这里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焕发出了活力。
马西莫剧院是欧洲第三大歌剧院。经过一番整修，1997年该剧院终于在沉寂了23年之后重新迎来观众。2000年12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的开幕式就在那里举行，与会贵宾们发言时都赞扬了巴勒莫的转变，称之为“巴勒莫复兴”。这座曾被称为“黑手党老巢”的城市，现今以“反黑手党之都”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按照官方的说辞，巴勒莫市民们已经摒弃了先前的“犯罪温床模式”，不再对犯罪漠不关心或是愤世嫉俗（他们已经养成了充满市民荣誉感的“遵纪守法的习惯”）。
我们也参加了这次联合国会议。让我们感到颇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支来自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代表团。应巴勒莫市长之邀，这支由20位市民组成的队伍在华盛顿一个名为国家战略信息中心的民间组织的资助下来此参会。该机构资助那些致力于“合法性”与“透明度”的教育及其他项目。由此我们获悉，这些市民对杨斯顿市的衰败产生了深深的绝望，并认定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不健康的协同效应是导致杨斯顿市衰败的部分原因。为此我们在杨斯顿逗留了几日，拜访旧友并列出了一张书单准备了解当地历史。尽管杨斯顿与巴勒莫拥有迥异的城市历史与社会形态，美国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的行事风格也各异，这两个城市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有趣的交集，这也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犯罪与腐败：两个模糊的概念
“犯罪”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术语。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规定必须完成的行为——一旦定罪，罪犯会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不公正、无意识或是有害的行为。法律并不能完全禁止这类败坏道德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为”逃脱了法律制裁。同样，站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立场来看，有些人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但他们仍然遭到起诉并被因此定罪。
“腐败”的概念也很尴尬地介于规定和道德之间。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强调的是它道德败坏、心术不正和歪曲事实的性质，让人想起见到一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变质腐烂时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根据既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公共部门。对很多人而言，出于个人私利侵占公共资源或是背弃公信力是腐败的关键。约翰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共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
人类学家通常对不平等条件和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十分敏感。他们早就意识到，不论在哪个社会，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是其腐败行为被揭发的几率要小于其他弱势群体成员。这些人不仅可以在触犯法律后支配大量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他们头顶受人尊敬的光环，在一开始便更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此相反，社会底层人民则更有可能首当其冲被贴上有色标签。在道德和法律运动中，连他们的日常活动都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或是有罪的，就更别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对边缘群体或烙印群体来说，犯罪与腐败的现实也超越了他们的社会建构（这关乎社会行为与社会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见（有关罪责的话题总会遭到质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体成员的罪行和腐败行为，也是低估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