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这一阶段的进化，覆盖了表0-2（第35页）中的前两个步骤。遗存的化石告诉我们，中新世时期猿类的分布广泛而深远。当时的气候非常温暖，森林也延伸到了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非洲西南部、非洲东部、希腊、意大利、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都有猿类的踪迹。在某段时期，随着大陆的漂移和温度的下降，地球环境开始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可能非常剧烈。在700万年前的墨西拿期，非洲板块撞到了亚洲板块，由于碰撞处陆地大规模重塑其边缘，地中海曾三次干涸。动物们来回迁徙，古马进入非洲，与之相伴的还有能够喂饱它们的禾本科植物。在这动荡环境的某处，人族动物开始了悄然进化。
为了追踪这一进化过程，古人类学家不得不回溯人类历史。我们最初开启自己的事业时，只有200万年的历史记录被归档，除此之外的事件，都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只有少数的发现标示出了更早前便长期存在的猿类，例如来自肯尼亚鲁辛加岛的化石。根据估算，人类是在距今1500万～500万年前背离了猿类的发展路径。如今这个更加翔实的人类故事，是由遗传学证据和大量的新发现所塑造的。之后的社会演变的基础理论都深植于这一故事之中。
人类和黑猩猩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700万年前。从那个时刻起，人族开始和自己的猿类表亲分道扬镳，原因可能是人族在地理上被隔绝在一个更加干燥和季节性更强的环境里。最早的蛛丝马迹发现于非洲的东部和中部。其中最古老的化石是一个名叫乍得沙赫人的生物，它被发现于乍得。人们原本猜测，是东非大裂谷的某种独特因素推动了人族的进化。然而，乍得沙赫人的存在使这一思想遭到挑战，因为它生活在东非大裂谷以西数千公里处，可能邻近于一个之后便干涸的大湖。所有关于乍得沙赫人的知识均来自它的颅骨，但这已经足够为我们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了。
乍得沙赫人与猿类更加相像，它的颅骨与黑猩猩非常接近。不过，它已经显现出了标定人族界限的关键特征。在它的颅骨处，那个将神经与脊柱相连的枕骨大孔已经从猿的位置旋转，这意味着乍得沙赫人更加习惯于直立行走。它的牙齿也表现出一些变化，犬齿有了退化的迹象，这同样是后期人族动物的标志。
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乍得沙赫人是一个真正的人族动物，又有一个类似生物的遗骸被发现于肯尼亚图根山，它的名字叫作图根原人。图根原人的发现者马丁·匹克福特（MartinPickford）和布瑞吉特·森努特（Brigitte Senut）将图根原人视为后来所有人类的始祖。图根原人的颅骨并没有留存下来，但它的股骨和大腿骨能够很好地表明，这个动物是直立行走的。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拉密达地猿化石，呈现出了人族动物更为完整的风貌。我们通常将这只地猿称为“阿迪”（Ardi）。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一支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联合考察队寻获了大量的地猿化石。这些化石几乎囊括了地猿的大部分骨架，包括颅骨。地猿骨骸的复原是一项极为惊人的成就。在这些发现中，有一位成年女性的骨架近乎完整，它就是阿迪。阿迪生活在440万年前，身高1.2米，有一个325毫升容量的大脑。它的一位发现者蒂姆·怀特相信，地猿始祖种是“人族起源”，而乍得沙赫人和图根原人要么与地猿亲缘关系密切，要么与它处在同一谱系上。
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让我们对地猿的生活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最初，令许多研究员感到惊奇的是，地猿的生活环境既不是热带森林也不是大草原，而是茂密林地与随处可见的开阔地的结合体。食谱证据表明，地猿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不会吃特别硬的食物，同样也不食用草原上的种子、根和动物。这是另外一项重大发现，因为多年来研究者始终认为，正是这些资源诱使人族踏上了独特的进化路径。研究牙齿磨损和牙齿同位素的古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在地猿之后的300万～200万年前，人族对草原上的植物和动物资源的食用量才开始出现急剧增长。
我们其实是以一个难题为开端的，当最早的人族动物仍旧只有很小的脑容量时，它们如何能被称为人族动物呢？我们对此问题的完整解答位于本节的末尾，然而，对阿迪这样的化石物种来说，直接的回答似乎是它们根本没有选择。要进化出发达而又消耗巨大的大脑并不容易，它需要长期处在巨大的选择压力之下。阿迪较小的脑容量促使我们将它的社群规模划定在了50名成员左右，这与黑猩猩的社群数量相当。后者的脑容量要稍微大上一些，不过仍旧处在400毫升的临界值之下。作为阿迪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指尖梳毛和近乎每日的接触互动看起来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有这些社交活动都可以在15%的白昼时间内完成，这就给它们留下了大量的时间来觅食、进食、游历以及爬上树木躲避花豹等天敌。
关于社会脑的进化，阿迪还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首先一点是，阿迪与猿非常相像，但完全不是黑猩猩的样子。如果阿迪真的是人族始祖，那么，这意味着现代非洲猿类已经在诸多方面踏上了自己的进化路径，而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黑猩猩作为最后的共同祖先模型的适应性。怀特和他的同事相信，阿迪的身体特征要更加接近人族祖先。遗存下来的化石已经足以表明，这些人族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或者说是双足动物，至少大部分时间是如此。这次的证据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身体的各个部分。它们的骨盆相较于猿类已经明显缩短，且更似盆状；双脚更像是脚而非手，但是叉开的大脚趾仍旧能够在攀爬时抓握。手臂还很长，但拇指已经能够与其他四指对合。头部没有巨大的剪切门齿和犬齿，显著增厚的磨牙釉质表明了咀嚼的重要性。
这些特征共同指向了一个新的适应性，但这个新适应性并不需要一个更发达的大脑。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最早的人族动物似乎已经进化出了一个新的社群平台，而我们之后的进化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在参与评述地猿之前，美国古人类学家欧文·洛夫乔伊（OwenLovejoy）就已经研究起了这些早期人类的进化问题。他和他的同事十分重视早期双足动物的出现，以及人族动物牙齿的演变。他们认为，一种新的社会复杂性出现在陆地上，其中男性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并开始为女性提供食物。
洛夫乔伊在其1981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猿类的身上存在着一个繁殖陷阱，那就是每个婴儿都高度依赖母亲，这使得母猿的生殖间隔达到了数年的时间，而在红毛猩猩中，这段时间间隔高达8年。伴随直立行走出现的还有社群的分裂与融合，婴儿提早断奶并被交予父母的同胞兄妹抚养，或是交给其他的成年人照顾，包括祖父母。洛夫乔伊及其同事认为，地猿的发现有力地表明了社会结构的三项重大变革——女性排卵期的隐秘化、对偶相系以及食物携带。不幸的是，尽管第一点女性排卵期的隐秘化在人族进化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却没有解剖学或考古学的证据来证实它。隐藏排卵期极有可能就是“开端的结束”，那是进化史上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阿迪是人族的最佳代表。
然而，第二点对偶相系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来自手指比率等相关证据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已经论述过了。露西课题的参与者证实：地猿是极度倾向于一夫多妻制的。大猩猩的社会结构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一只超大型银背大猩猩监管着一群体形更小的雌猩猩和他们的后代。南方古猿阿法种很可能就处于与此类似的状态，它们的雌性个体和雄性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体形差异。
第三点食物携带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移动能力、上半身体形、牙齿和两性异形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体形差异）等改变，可能就是全新的地面生活的结果。地面生活还刺激了一些相关联的社会性因子的改变。其中的一点就是年幼的后代变得极度脆弱，需要更多的照料。要满足哺育和觅食的双重要求，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如果女性能够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取帮助，那么其中的繁殖收益将会非常巨大。这一观点得到了人类学家吉姆·奥康内尔（JimO’Connell）、克里斯汀·霍克斯（Kirsten Hawkes）以及莱斯利·艾洛的支持。他们特别强调了已经超过生殖年龄的女性的重要性。
狭隘的达尔文主义者会对这些“年老者”嗤之以鼻——如果她们已经无法生育，那么她们对群体而言就是无价值的。但作为祖母或外祖母，她们的确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是儿童的看护者，这提高了她们女儿的生殖适应性，因为只有更多投资和保护才能确保儿童的生存。儿童持续增大的大脑，导致他们的婴儿依赖期更加漫长，这就提高了我们祖先的儿童看护溢价。例如，母亲现在可以去寻找食物，并将自己的孩子留给（外）祖母照看。（外）祖母开始受到赞美，不再被视为负累。优待长寿者同时也意味着社群增大，因为三代同堂的社会结构成为新的规范。反过来，这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因为家庭纽带而想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保持良好的联系。社群的分裂和融合因此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弄清楚这些早期祖先可以为社会脑理论提供哪些洞见。它们并不是人类，但它们却是我们的故事的第一幕。它们身处通往人性的道路之上，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具体路线是怎样的。我们首先必须将它们视为它们自身，谨记它们只不过是脱身于猿类，并做出了重大适应性转变的生物。是什么驱动了这种转变呢？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生物是“干燥国度的猿类”——即适应了苛刻环境的猿类。在干燥国度里，经常性的降雨、水果和植物的供应都无法得到保证。如今的类人猿都生活在热带雨林里，主要食用水果和柔软的香草，它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一年之中这些食物的供应情况。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红毛猩猩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微差异，但这种模式是共通的。这种生活模式似乎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数百万年以前。但在一些边缘地带，这种生活模式却很容易走向崩溃，有些时候，猿类根本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
那些生活在干燥环境中的早期人族，根本没有机会在旱季里获取传统的猿类食物资源。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的观点令人信服：这些生物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黑猩猩食谱中的附加类别向我们暗示了相关的可能性——蜂蜜、昆虫和肉类。块根和块茎显然是取代水果中糖类的另外一个选项，但这些都需要新的适应性，例如挖掘工具，而且这些食物更加难以消化。这些新资源四散分离、错落不均，它们可能处在地面的不同高度上，也可能位于地下。直立行走也许就是四处移动并采集新食物的最佳折中方案。尽管我们是在逐个思考这些因素，但它们累加起来却能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新生活。阿迪这样的人族动物与猿类的首要差别，便在于它们的移动能力和牙齿，因为这些是它们在这个世界求取生存的主要工具。然而，心智和大脑可能也在严酷的环境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因气候的长期干旱而食物匮乏时。
露西课题成员所做的研究证实，大多数动物对温度、降雨和资源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这种“社会生态学”可以用公式和示意图来说明，它也体现了自然选择的力量，以生存为根本，促成迅疾的演变。在过去700万年的时间里，人族动物的进化速度远远超过了猿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人族的确承受了更大的选择压力。
牙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线索，变化并非逐个产生，而是在行为组的基础上演进，其中还会有取舍。阿迪之后，所有人族动物都获得了巨大的咀嚼齿，但有趣的是，门齿的退化已经发生了。从古至今，猿类的大犬齿都是稳稳地嵌在嘴角处，用于撕咬、扯裂食物，并吸引异性。雄性猿类的犬齿远大于雌性，由此可知，犬齿并不仅仅是用于求取生存。
人族动物摒弃这一性魅力特征的行为，暗示着它们在经受一次重大的转变。地猿和乍得沙赫人的特征向我们表明，这种变化发生得很早。在地猿种群中，两性之间牙齿上的形态差异已经消失。也许是食谱上的变化使得咀嚼功能开始由口腔内里的牙齿承担，此外，在双足站立时，如果没有这些凸出物的坠压，头部的平衡也就更容易掌控。然而，舍弃猿式犬齿这种攻击及防御的武器，必然意味着行为方式上的重大变化。犬齿的萎缩是奠基性的。在物种间，它意味着雄性人族无法再依靠牙齿来驱退或攻击敌人——现在，它们必须使用其他武器来应对和捕杀猎物了。在阿迪这样的物种内部，犬齿萎缩夺走了个体间、两性间的一个重要标识。除吸血鬼电影外，人类不会像猿类和食肉动物那样使用自己的上犬齿。人类的犬齿更没有那种“瞧我多神气”的功能。
人类进化的最古老观念之一就是：直立行走带来了双手解放，使得人类得以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携带食物。如果真是如此，牙齿武器及其威慑力量就转移到手持武器上了。尽管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但如果地猿仍旧是习惯性的爬行者，正如它的肩部、手部和脚部关节所显示的那样，那么，它可能并不常常“手持利器”。地猿原本是依靠爬行来觅食或躲避天敌的，但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些脑力有限的猿类却不得不承担起某种变化，从树上跳到地上。地猿必然就身处于这种变化的风口浪尖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阿迪为人族，尽管它那与猿类同样容量的大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困惑。
从本质上说，我们认为日常任务从牙齿到双手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上，且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科技从一开始就基本是社会嵌入式的，也就是说，科技既是社交的工具，又是为社交而发明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