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联手心理学,破解社群的奥秘
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过去5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让自己手中的潘多拉魔盒越变越大。如果纯粹从考古学的路径出发,我们将利用那些考古发现来讲述整个故事——我们可以坚称,只有考古学才能借助人类的物质遗存来描述和阐释人类的过去。接着,我们也许可以与为人类历史增添姿彩的各类化石唱一出双簧,以蒙混过关。但到了最后,这一切仍将失败。尽管考古学是文化记录的核心,但它始终都依赖于大量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为其做出注解。地质学家、环境学家以及年代测定专家,他们在建构文化记录上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近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遗传学家、神经科学家以及进化心理学家也都参与其中,并做出各自的贡献。
这种互动是否意味着,一个整合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已经成形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的同事,古人类学家罗伯·佛利(RobFoley)指出,我们利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进化的努力并不充分。考古学家一直把人类的进化视为某种独特之物,而不是常规进化动力的“正常”产物——人类只不过是几十万独特物种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试图将人类分割开来,那么,我们就是遗忘了历史的进化阶梯,也忘记了我们的近亲总是能够表现出与我们相似特质的事实。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阐释,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并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样子的,而非将我们自身与其他物种人为地割裂开来。
前几代思想家,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逐渐认识到所谓的社会心理进化的重要性。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心智是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伯恩哈德·伦施(BernhardRensch)和西奥多修斯·多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等人所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之一。在回顾过去时我们发现,这些科学家们所欠缺的是,他们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塑造物种的解剖结构和行为适应上。他们几乎从未考虑过种群的内部互动,即个体间的交流是如何建构社会,并进而影响进化进程的。为了凸显这种进化动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相互作用理论。
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仍旧存在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首先由法国思想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的。在德日进看来,赫胥黎所谓的社会心理领域就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总和,或者说,人类思想的总和。德日进说:“过去几百年来不可抗拒的潮流,已经将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即便如此,历史学家还是将社会进化置于生物学研究之外,并与之分割开来。正如德日进所说:“动物学领域和文化领域:它们仍旧是两个相互分隔的部分,两者在规律和分类上也许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似性,但仍旧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两者必然会悄无声息地相互交织。
近些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如安迪·惠顿、比尔·麦格鲁(BillMcGrew),以及心理学家,如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已经在试图解释这些文化问题。当然,与黑猩猩的活动相比,人类文化的结构拥有无可辩驳的复杂性。因此,研究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往往将生物学家的努力视为荒谬的“还原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其实误解了生物学家所做的工作。从正确的角度来看,生物学家是在探索底部结构,即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而非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举行婚礼或者参观艺术展览。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努力解开所有谜题。露西课题将解答人类进化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家提供实验科学的视角,而考古学家则采用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将考古学和进化心理学这两个差异巨大的领域结合起来,旨在注明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试图借由社会脑理论来寻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而非依赖纯粹的考古材料,或者只是基于当下来构思过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应如何从社会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中受益呢?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冲力,让自己逃离已有的知识范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智慧越高的物种越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此,我们不需要对智慧的驱动力做出解释。
1921年,考古学家奥斯波特·克劳福德(OsbertCrawford)说:“从粗糙的石制工具到如今高度精密化的飞机,两者之间似有云泥之别;但是,一旦我们踏出了第一步,余下的路程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而,我们仍然要问:“尽管事实如此,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历经这一系列惊人的转变?如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当然是人类进化伟大胜利的结果。我们所进化出的特征,成就了我们,也赋予了我们种种能力——生活在大型组织中的能力,从事战争、文化、叙事、宗教和科研活动的能力。站在这条轨迹另一端的是猿类,关于它们,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了解。
尽管如此,我们的目标并非就是去解释这种差异,或者去解释为什么有些物种失败了,而另外一些存活了下来。这不是一个在进化阶梯上稳步前进的故事。我们只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小小的分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曾探寻过许多其他求取生存的途径。其中的一些,如尼安德特人和许多不同种类的南方古猿,曾经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也非常成功,但最终还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竞争面前败下阵来。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解释我们自身这一特定物种的曲折故事。非洲森林中一只极其普通的古猿,在经历了风诡云谲的进化历程后,最终成为我们所栖身的这个星球上的主宰(不论这是福还是祸)。
传统的讲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就是依据化石和工具的自然演替,依据我们的祖先及其后裔在解剖结构和生态位上的差异。而我们将会尝试一个不同的方法: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多地关注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还会考虑到认知和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以及我们的祖先所使用过的工具和手工艺品。让我们开始讲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