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邓巴数
我们课题核心就是社会脑理论。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断断续续地表述了出来。当时，有些科学家指出，猴子和猿类的大脑–身体比例要远大于其他动物。鉴于此，一些灵长目动物学家开始或多或少地独立提出，其中的原因在于，猴子和猿类生活在异常复杂的群体之中。20世纪80年代，圣安德鲁斯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安迪·惠顿（Andy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指出，使得灵长目动物社群如此复杂的正是这些动物自身的行为。一支猴子团体与一个蜂巢的蜜蜂并不相同，蜜蜂尽管有着极为复杂的组织结构，但其本质只不过是不同的个体被编码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蜜蜂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化学信息管理的结果：蜜蜂个体并不是自愿去选择工蜂、雄峰或者蜂王的角色，而是被迫去执行这样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自身的基因编码以及其他蜜蜂给予它的化学信号的综合影响。猴子则与此相反，它们是受自身心理因素约束的个体，它们会依据特定环境下的迫切需求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同时，猴子也能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环境。
灵长目动物社群的复杂性产生于个体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每个领域的灵长目动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正是猴子群体日常生活中的肥皂剧造就了它们自身的魅力及其复杂性。惠顿和伯恩发现，在关乎生命的伟大竞赛里，猴子和猿类始终都在施展各种诡计以欺骗和蒙蔽彼此。一只猴子可能会鬼鬼祟祟地藏起美味的水果，以防这些水果被其他猴子发现；或者，它可能会发出警报以分散其他猴子的注意力，让同伴不会发现地上的块茎植物，好留待自己以后慢慢挖出享用。惠顿和伯恩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Machiavellianintelligence hypothesis），以纪念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的经典著作《君主论》用细腻的笔触指明，狡黠的政治谋略能够帮助一位中世纪晚期的统治者获取成功和长寿。
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只是在含糊地暗示，灵长目动物政治与人类政治同样诡计多端。这招致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因此这一理论的名称随后也发生改变。社会脑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不仅猴子和猿类的行为复杂程度至关重要，群体规模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争议终于尘埃落定。当时的研究表明，某一物种的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容量相关（见图0-1）；或者，更确切地讲，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相关。大脑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它所包围的是我们称之为旧脑的区域，旧脑指脑干和中脑，包括边缘系统和控制身体的自主活动的部分。在灵长目动物进化过程中，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发生了急剧的膨胀。正是这种新皮质体积的急剧膨胀，使得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容量超过了其他哺乳动物。大脑新皮质最早出现于哺乳动物的谱系中，尽管鸟类的大脑中也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新皮质。
图0-1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该图表示不同种类的猴子和猿的大脑新皮质比率及其相对应的社群规模。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负责复杂思维。大脑新皮质比率（新皮质的相对体积）是新皮质体积与大脑其余部分体积的比值。这样，我们就标准化了脑容量的大小差异。
6000万～7000万年前，灵长目动物作为哺乳动物纲中的一个独特群体首次出现，之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就在逐渐增大。这是因为这一物种在不断进化着。新皮质覆盖了我们称之为爬虫脑的部分，并允许哺乳动物以更为精细化的方式来调控自身行为，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尽管行为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心理基础是社会脑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实际的结果却似乎是，某个物种的脑容量为该物种的社群规模设定了一个限制。当一个物种的群体规模超过了该物种所特有的限定时，它们的群体就会崩解，因为这些动物们无法再掌控好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了。
其中，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一个因素是猴子和猿类的心理复杂度，以及它们制定谋略和欺骗他者的外显能力；另外一个因素则在于，这种社会认知是一种消耗巨大的心智计算：大脑的神经细胞必须卖力工作才能完成相应的任务。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仔细审视这两个因素，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会告诉你，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技能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心理阅读或心理化的能力——理解或者推断另一个体的想法的能力。这一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将另外一些人的意图铭记在心，这样我们就能调整自身的行为，让我们在达成特定目标的同时照顾到他人的利益。此外，我们还能够证明，这种理解多个个体心理状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脑新皮质特定部位的皮层体积。这些皮层位于大脑的额叶及颞叶，它们形成了一个对心理化功能非常关键的神经簇网络。
社会脑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让我们感到尤为有趣，它能够对人类社群的规模做出精准预测。根据猿类社群规模大小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体积之间的关系方程，能够预测出现代人类的自然社群规模大约是150人左右。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个数字被称为邓巴数。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图0-1所示的关系包含了自黑猩猩到现代人之间的所有过渡个体：我们所有已经灭绝了的古人类祖先，一定就处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之间。我们的任务就是计算出它们的存在坐标，以及这个坐标对它们的社会和心理生活的潜在意义。
社会脑理论预测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会形成一个150人规模的社群。这是千真万确的吗？我们只需要探看一下大多数人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就能找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居住在城镇和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150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许多超级大都市的人口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那么，社会脑理论为什么会给我们如此微小的一个数字呢？也许，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这个理论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被一堆盘根错节的电线、小巷和污水管道连接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并没有承载太多的意义。
我们可以居住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但我们个人的社交圈子，也就是由我们真正认识的人组成的小世界，仅仅是由一个150人的小型团体组成的。如果第二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邓巴数的所关注的，也许就是能够与我们建立起交情的个体数量。毕竟，那个关于猴子和猿类的原初方程，所涉及的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个体。
这类群体都很小，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这些动物每天从早到晚都会见到彼此。然而，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生活在伦敦、纽约、孟买或北京的所有人能够在每天都见上一面——更不用说再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人见上一面了。而且即便他们鬼使神差地都见过面了，他们也一定无法进入彼此的记忆。实际上，我们记忆中能够叫上名字的面孔，数量大概在1500～2000之间，这一数字甚至小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小村庄的人口数量。
这样的谜题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了验证社会脑理论的预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似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一探究竟。一是我们在进化进程的大部分时期所身处的小型社会。现在，我们的周围仍旧存在着这样的小型社会，但是，他们都被当作微贱的部落，甚至在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带。他们所采取是我们在狩猎–采集者社会看到的组织类型，例如，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桑族（KalahariSan），东部非洲的哈扎人（Hadza），或者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许多部落，以及历史上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去探看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社交圈子，即由与我们存在社交关系的各个个体所构建的网络。
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社群文学的存在微乎其微，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学家并没有竭尽全力地去收集相关数据。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研究上的混乱，事实上，科学家最初并不知道，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多少位成员才能算作一个社群。许多人都相信，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基本的群体单位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起扎营休息的一群人。这一猜测不无道理。然而，这样的群体规模在35～50人之间，只有邓巴数的1/3。
不过，狩猎–采集者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它由各种类型的群体组建而成，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家族成员聚集为亲属团体，亲属团体聚集为村落，村落聚集为更大的区域性群体。最后一个组织结构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正是这个级别的社会组织，其群体规模的大小恰好符合我们的预测。区域性群体的平均人口数量精确地固定在150人左右。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人类自然社群的规模完全符合社会脑理论的预测。
如果你从高处俯瞰一组人类群体，那么，你将会看到如图0-2所示的组织结构，这张图是依照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绘制的。
图0-2 友谊环
一般而言，个体的社交网络由朋友和亲人组成，共计150人。每一层级都代表了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每一层级的规模大约都是它相邻内层层级的3倍。4个层级大致相当于密友、至交、好友、朋友。
但是，如果我们自下而上观察，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个体的社交网络规模又会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初是在人们寄送圣诞贺卡时进行求证的。每一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坐下来，花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寄送圣诞贺卡给那些我们想要保持联系的人。在某一年，我们要求45位被试列出一张名单，这个名单要包含所有他们过去常常寄送贺卡的人。图0-3所显示的就是此次贺卡实验的结果。数据结果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动性，但平均数字是154，完全符合我们所期望的那个预测值。
图0-3 贺卡实验
尽管我们的社交网络典型规模是150人，但其实不同的人，其朋友和人际关系的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社交圈（尽管我们通常会为每个关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有着相当大社交圈（但通常对每个关系的投入都很有限）。
这一实验成果激励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们建立了巨大的数据库，其中250名被试列出了所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来说十分重要的个体。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还会要求被试告诉我们关于他们所列个体的诸多细节，例如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他们的感情亲密度如何。不过，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150这个关键数字再次出现了。
在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的支持之下，我们似乎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宣称，我们的社交圈子其实非常之小，大约就在150人左右。从我们所建立的大型数据库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更加关键的结论。第一，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差别巨大。事实上，数值的波动围绕着150这一标准值，普遍处于100～200之间。第二，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奇，150人的社交圈子中，有一半的人属于自己的亲属，而另外一半人才是朋友。
我们的被试样本全部都是欧洲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实验之前我们就推测，家庭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包含个体的近亲——父母亲、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可能也会有某位古怪的姑姑、叔叔或者表亲。并且，在我们的想象之中，这些成员应该只占很小的比例。当然，亲属关系以及旁系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事实上，自人类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首次建立起，亲属关系就成为这门学科常演不衰的“肥皂剧”。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在传统社会中，亲属关系的意义才会包含那些旁系亲属：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人，早已抛弃了那些陈腐的观念，在家园情结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结果就是尽管我们仍旧重视直系亲属，但我们的社交圈却是由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所主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旁系亲属成员。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向你证明，那些来自大家族的个体会在社交圈子中列出的朋友数量更少。所以，150这个数字似乎就是你所能够拥有的人际关系的真实限额。你只有150个名额，你会把这些名额优先分配给家庭成员，然后再用朋友来填满余下的空缺。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你避开这些限定。你并不一定要将你的家庭成员包含在这个列表之中。有些人与亲人闹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对方。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人们在心中将亲人置于朋友之上。如果你并没有太多的家族亲属，或者，你与他们产生了纠纷，那么，你就会用朋友来填补亲人所留下的空缺。你也有可能会用你最喜爱的肥皂剧角色或宠物来填补这种空缺，甚至你最疼爱的盆栽植物都可以，假如你真的觉得自己同它之间存在友谊的话。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那些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包含进去，例如上帝或者已逝者。需要谨记的是，人际关系、纽带、羁绊，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你的父亲和母亲是谁，这不是你能选择的，你同样无法选择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但是，我们建立个人社交网络，选择朋友、恋人和熟人的过程，则更像是在磋商谈判。150人的社交圈就是我们从诸多可能中选出的样本。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探讨邓巴数这一限额存在的原因。但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向你简要介绍一下认知负荷（cognitiveload）这个概念。认知负荷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的记忆信息，并依照已知信息采取行动的心智能力，在此处，信息是指我们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认知。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一场重要的考试或演讲前，大脑中的数据几乎处于满溢的状态。而当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断增多时，我们同样会面对类似的超载问题。我们能记住那么多人的名字、经历，并负担起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吗？数字150似乎就代表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在这个极限之内，我们才能以一种富有社会效益的方式记忆、回忆和回应他人。因此，认知负荷所充当的角色其实是我们社交野心的制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