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依赖理论
更好地理解科学也是解决当代自由技艺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小理论（theory）和大理论（Theory）的误用的部分解决办法。我把第二个理论（Theory）中的T大写，是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个理论（theory）中用小写的t，是指在某一学科内用来评估信息的一套表述清楚的规则。每个人都需要这类理论，否则我们就无法把事实联系起来，进而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除非知道用来解释什么是苹果以及苹果如何和橙子产生联系这些背景理论，否则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把苹果和苹果进行比较，还是把苹果和橙子进行比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在调查具体的水果，还是在调查水果的图片、水果的颜色，或者营养价值，简单的理论为我们提供评估数据的背景。
简单理论的潜在问题是其需要的抽象概念会覆盖用这一理论所揭示的数据细节。多数自由技艺学者的大脑似乎都倾向于抽象和理论化，可悲的是，创造理论的收益常常要大于收集事实的收益。过于强调抽象和理论，会导致理论压倒数据证据，最终产生不正确的结论。
对于第二个用大写T开头的理论（Theory），以上问题还要更为严重，这一点是当前自由技艺多数学者、学生和批评家们一听到理论这个词就会想到的。“Theory”通常是“后现代理论”或者“批评理论”的缩略形式，这类理论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在自由技艺中占主导地位，这一说法并不夸张。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自由技艺发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根源。这类理论源自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用于文化研究的时候，其中许多理论都是由那些被从德国魏玛——有时也称作“法兰克福学院”开除的那群人创建的，他们的知识的根源部分解释了“大理论”（Theory）在学术界的发展方式。马克思的分析从不简单，即便是其中基础性的文本也需要大量的解读（ 在 这一点上，这些文本就好像接受过训练的牧师才能解读的宗教文本 ）。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很快产生了一个传统，即每个社会活动家小组中都应该有一位“理论家”，这个人的工作就是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确保这一小组都能正确理解它。我所定义的“大理论”（Theory）把那个知识传统从政治行动主义转移到了学术机构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技艺中的每一个部门开始觉察到拥有一位理论家（通常被确定为“理论者” ）的必要性，这些理论家的出版物主要围绕那些“大理论”的解读，而非自由技艺的传统话题。所有理论家都需要出版，而他们也确实制造了理论话语的激增。理论是建立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最终造成了极其复杂的知识建构，其复杂性之大，使得众多学者必须把整个事业投入解读这些知识上。
然而，正如我们可以预期到的那样，当理论主要基于那些有自我指涉倾向的理论被建立起来时，便会饱受证实性偏见之苦，而且冒着与现实脱钩的可怕风险。没有与历史、数据或者实验进行常规性的比照，逻辑上的一个小错误也可能严重恶化或者变得难以理解（或者两种结果都可能发生），这使得即便在像物理学这样既有运算又有逻辑的领域中做必要的过程修正都变得非常困难。在自由技艺中这一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我们通常不能通过做实验来确定我们的理论是否与现实一致，所以解释自由技艺现象的理论很容易掉入循环推理的陷阱。
“后现代的”或者“后结构的”理论，尤其有犯此类错误的倾向，因为那些法兰克福学院的理论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转而遵循理想主义的传统。在马克思的最初的方法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东西，相对于其知识上的竞争者使其脱颖而出的东西，就是其对于物质世界的重视、对于经济的和物质的关系的重视已经达到了锲而不舍的地步，而其并不太关注抽象思想或信念体系之间的竞争。即便法兰克福学院的知识分子们一直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形式讨论他们最感兴趣的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然而，他们主要关注的却是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文化以及表现于文化的方式。因此，大理论（Theory） ——正如其在自由技艺发展的情况，几乎变得只关注抽象的思想，而非物质的东西。这类抽象非常强大，但它在知识上也是危险的，因为抽象使得我们非常容易错过有问题的地方，而且还会屈从于证实性偏见或者主观愿望。这恰恰就是发生在许多自由技艺领域的情况：理论取代知识性学科，其程度之彻底，以至于研究者为自相矛盾的数据搪塞敷衍，然后忽视这些数据，而后认为其没有相关性或者有政治偏见而将其摒弃，最终遗忘，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学科的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想法来改变世界。
例如，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曾主张，科技和社会控制的形式事实上创造出了人们的身份（例如，不是社会控制抑制了人们的“真实”自我，“强大的科技”事实上创造了人们特定的身份 ）。 福柯认为，这些科技和社会组织的形式起源于法国近代之初，并且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然而，福柯声明，身份的具体内容——身份被创造出来，部分是通过让人们从根本上窥视自己的内心，然后向强大的机构忏悔自己的思想、信念和行为——可以证明其早在数百年前，在中世纪时期，没有工业化或者详尽的社会控制的科技体系时，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虽然福柯似乎的确对理解人们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给出了他的深刻见解，或者至少是有趣的新途径，但有关历史的具体言论完全是错误的。他的理论的重要基础是错的，因此理论本身也是错的，但是福柯在理论家中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福柯的思想有助于带来他们期待的社会变革，即便他具体的言论和观点无法通过事实加以论证。
这一观点— —直到最近才在自由技艺的学术界传播开来，确实是个问题。在自由技艺中，我们通常不具备做实验的能力，我们只有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是混乱的，却是丰富且复杂的，我们不应该随意忽略它们。在科学领域，如果数据与理论是相互矛盾的，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对于那些重视理论的诸多学者而言，如果数据与理论背道而驰，那么数据就很可能是错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理论有可能引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对社会而言是件大好事，所以不能摒弃。显而易见，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纯粹的理论规范代替了其他类判断，造成了循环推理，而且最终会导致建立在抽象基础之上的僵化的正统观念强行取代复杂微妙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解读是否支撑了这个抽象的理论”来分析复杂现象，相对来说，还算容易的，尤其当研究重点变成了理想主义而非唯物主义时就更容易了（唯物主义最终必须处理数据；理想主义却不是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以上这种简单的方法一般都会淘汰较难的方法，因为相对于难的方法，简单的方法会更多。
在自由技艺中，追求大理论（Theory）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起到了淘汰其他方法的作用（虽然这种情况也许已经开始改变 ）。有史以来针对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应该教会了我们一点，即任何单一的理论方法根本不可能解释人类文化中所有丰富且复杂的现象。然而，由欧洲知识分子组成的在知识上狭隘排外的一个小团体的著作——他们的书多数都有三十年了，在近半个世纪里一直都是自由技艺中的正统。在历史上，唯一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知识的时尚要么就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要么就是抽象到毫无用处的地步，只有强行推进“只要对我的团体有益就必须是对的”这样的正统信仰，这些知识才能继续流行。无论大理论最初革命性的影响是什么，现在其在自由技艺已经发展到了主要用于强化意识形态的地步。因此，大理论对于当代自由技艺中第三个重要的问题的出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个问题即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