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劣地模仿科学
第一个问题，拙劣地模仿科学，是由多学科性直接造成的，在自由技艺中为了向解决我们研究的复杂问题更进一步，就需要应用多种学科。正如我们在《贝奥武夫》的案例研究中看到的，在每一次分析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刻，需要我们归纳多个学科的信息。然而，我们已经说明，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生产知识和评估知识的方法，所以试图整合多个学科信息的学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知识。学者了解的学科知识常常要接受严谨的解析，而对于不熟悉的学科的知识，他们将会不加鉴别地接受或否定。例如，他们会依赖于多数著名学者的评价，或者想当然地认为权威期刊上的信息都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评估形式产生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也许只是不完美，最坏的情况就是具有极强的误导性。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最有名的学者常处于事业的衰退期，因此，不再了解当代的研究，且常常故步自封。权威期刊对于新的学者的学术观点会有些慢待及偏见，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学者在挑战评审委员会里年长学者宣扬的存在很久并接近固化的教条时，这种现象会表现得更为严重。
虽然分支领域里的学者很可能知道该不该相信某位同事的判断，但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就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所以必须依赖不适当的替代物，诸如名望、威信和现在已经过时了的在工作上赢得的声誉。当从事的工作在我们的专长领域之外时，便很容易犯错，其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证实性偏见”，只关注那些看上去支持自己已有想法的研究。虽然这并不是说跨学科研究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我们需要对背景信息研究进行大量的智力投资，需要密切关注在跨学科领域工作的学者们所做的逻辑推理。
例如，一百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他们可以用从心理学汲取的知识来改善研究，进而提升他们自己学科的分析水平。知道一些作者和读者的心理变化过程，或者即便是想象出来的文学人物的心理状态，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中许多不同的特点也是极其有帮助的。然而，不幸的是，在文学学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心理学，以求获得真知灼见的时候，这一学科完全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主导，而文学学者（其数量比真正的心理学家还要多 ）从此便执迷于诸如假想性心理发展阶段、恋母情结和死亡本能这样的概念。
于是，基于以上理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形成了，文学学者们详尽阐述，不断拓展，创造出一整个分支领域“文学心理学”。虽然文学学者经常研读和援引弗洛伊德的作品，阅读其他文学学者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但他们没有与心理学的进化保持同步，心理学逐渐认识到，弗洛伊德的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有着重大缺陷——那些言论恰恰就是最让文学学者欲罢不能的思想。其结果是，文学心理学没有跟上时代的步法，是不科学的，而且在逻辑上属于循环论证，这不仅仅因为文学心理学回指到自身，而没有指向正在进化的心理学，还因为事实证明弗洛伊德建立理论时，许多理论与其说是基于对病人没有偏见的观察结果，还不如说是基于他阅读的文学作品。弗洛伊德的博学广识，使他不经意间把从病人的案例研究中得来的数据用支持他的文学理论的方式进行解读（证实性偏见 ）。
一个基于文学的理论被改进后，用来检验文学，随后又被用来证明关于这一文学的结论，所有一切都被安置在被认为是科学的心理学的保护伞之下。虽然历时许多年，但最终新一代的学者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弗洛伊德的文学分析建立在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上这一说法不再被任何心理学研究者所相信，于是文学心理学这一分支学科迅速地衰亡了，今天只有几位年长的教授还在那里苟延残喘。
然而，这并不是说，现在弗洛伊德应该被完全摒弃。事实上，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于研究20世纪文学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即便弗洛伊德的许多言论是错的，但大多数20世纪的作家认为他是对的，并基于弗洛伊德理论描述他们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行为。那么，让我们看看，研究弗洛伊德时，那些文学文本的作者相信是真的东西，就好比科学不发达时医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们相信疟疾来自沼泽地的臭气（而不是来自沼泽地繁殖的蚊子传播的具有感染性的寄生虫 ），于是搬到气候干冷的地方，试图治愈这种疾病。知道过去人们都相信些什么，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但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信念是正确的，并试图用它们来解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之外的现象，便不可能产生有用的知识。弗洛伊德理论也许引导我们深入地认识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威廉·福克纳、菲利普·罗斯或者约翰·厄普代克的作品，但如果用在20世纪以前或其他文化中，可能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人类学研究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证实性偏见所造成的同样的知识错误。玛格丽特·米德对于在萨摩亚人们自由表达性欲的大多数结论——许多自由技艺学者关于“自然的”或“原始的”性行为的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些理论上的结果证明是错的，这是因为为米德提供消息的人告诉她的都是她想要听到的内容，而不是处于那种文化中的人们真正做的事。同样，自由技艺学者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他的“贫困化的论点”建立了有关文化和经济的详细理论，尽管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主流经济学家相信这些特别的想法（大量数据支撑的结论与过时的马克思理论截然相反 ）。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已经彻底修改了最初基于弗洛伊德、米德和马克思的工作所建立的理论。虽然这些学科也许把这些知识分子尊为创始人，但现在这些学科都把他们的成果设定在恰当的情境中，而且并不认为这些早期伟人的所有结论在每个细节上都是对的。不幸的是，自由技艺领域的学者却时常认为，早期伟人们的结论都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自由技艺就是坏理论最后的葬身之所。这里面的普遍问题就是，自由技艺学者没有接受过评估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训练，所以他们常常到最后使用过时了的或者不可信的概念。人性本就如此，最可能被选择的思想就是那些与研究者的偏见一致的思想。
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科学理论的使用，不是使用在其原有学科中时那种严格且界限分明的意义，而是像隐喻一样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种情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仁不让地是这些理论中滥用情况最严重的，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则应该位居其次。在物理学中，不确定性原理认为，在亚原子层面，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测量只能达到一定的精确度，而这两个变量的误差结果大于或者等于减少了的普朗克常数。不确定性原理不用于物理学领域内部像行星、陀螺或者钟摆这类宏观物体的计算，更不用说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了。“不确定性原理”和“观察者效应”也不一样，后者指观察者的存在会影响某些实验的结果（这里常常指那些包含社会因素的实验 ）。然而，自由技艺内部的许多理论都援引了不确定性原理，并声称对于某些事件我们的知识是不完美的，或者声称观察者的存在能够改变人类行为。这一隐喻的错误使用会导致思维错误，这一后果也会发生在“相对论”、语言的“深层结构”、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和其他已经成为流行隐喻的科学概念的使用中。
对于自由技艺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而言，针对自由技艺的第一个问题的两种变化形式，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多地了解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当代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一个合格的自由技艺教育是应该包括数学和科学的基础教育，但这样的基础学习并不能教给我们当下科学领域发生的变化。为自由技艺学生所设计的各种概论课上学到的基础科学，与科学家们在研究中正在做的工作常常没有什么联系。虽然基础很重要，但毕竟还只是基础。为了知道当代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学者需要阅读研究性的论文而非课本，然而，自由技艺的学者都在忙于阅读自己领域的科研论文。到这里，我们似乎回到了开始讨论的问题，即自由技艺面临着评估自己学科之外的信息所产生的巨大困难。
然而，我们并没有全盘皆输。有大量的资源能够帮助自由技艺的专家更好地理解相关的科学领域工作。这些资源中最重要的那部分每天都围绕在自由技艺的师生周围：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同事。科学家喜欢讨论他们的工作，而且如果你愿意倾听，他们常常乐此不疲地解释其中的细节，而你也不必一定要告诉对方，他们的科学在你自己的非科学学科框架中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试图用他们的专业术语来理解科学，并且没有立即将其拿来批判与政治或文化相关的事件时，科学家们是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的。我发现与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同事的私人关系对我自己的研究极其有益，即便在我出版的技术性和学科专业性最强的著作中，也不乏他们的帮助。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传统与影响》这本书中，为了理解人类大脑如何进行区分和归类，我需要心理学知识。一位研究认知心理学的同事给我列了一个书单，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相关的文献。我非常清楚，自己并没有掌握最开始读的那些文章的微妙之处，而且很可能在开始时过于轻信别人，并受到了证实性偏见的影响，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辨识出心理学研究文献中的规则了，我可以清楚地理解其中的观点，并能够认识到哪些地方是研究者有争议的，哪些地方是达成广泛共识的。因为我以更加详尽和复杂的方式理解了人类的区分和归类——如果我只依赖于直觉或者只是用一种文学方法解读这一现象 ，就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所以这项研究让那本书改进了很多。
即使和科学领域的师生关系并不紧密，你还是有许多机会学习这些领域里足够多的知识，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创造和评估知识的。虽然对于从新闻记者写给大众的文章中学到的东西，我多少有些怀疑（诸如《科学美国人》或者《发现》这类杂志，或者许多宣传科学的网站），但把目标读者设定为大众的且由科学家写的杂志和网站文章（比如《美国科学家》）常常是特别有用的。关键在于使用自由技艺技巧批判其修辞、风格或者政治之前，要尽力用科学自己的术语来理解科学。如果在理解科学内容之后才进行以上类型的分析，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评估科学领域的知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