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单的方法应对复杂的世界
多元化的、尚未被理解的和混乱的问题不大容易使用物理学和工程学中孤立的办法进行解决，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中最让人困扰的问题。这里并不是在批评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相反，这些学科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做了许多贡献，而且数百年来其作用力一直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发展着。研究从牛顿到20世纪末的物理学史， 即使不考虑其中大量的技术成果，只专注于在理解物理世界的运作方式上其在智力上取得的战果，你仍会惊讶地发现，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物理学竟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我们常听说，“那是工程学的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物理学问题”，虽然听起来感觉说话者有些不屑一顾，事实上却是对物理学所取得的大量成果的认可。正因为数百年来许许多多的伟人建立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思维工具，所以今天才会有人说“简单”。
然而，许多最棘手的问题仅仅凭借技术性方法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可以用技术性方法解决，那么早已经解决了。正如上文讨论的，科学就是发展出有效方法论的自由技艺，那些没有成为科学的领域就是其重点研究的问题使用科学方法也解决不了的领域。在那些领域里，我们进行了许多各种无法量化的投入，各种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且是非线性的，个人的观念、价值观和解读是某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使用科学的方法常常不能得出答案。同样，在一些涉及调查分析的领域，在确定是否是事实这件事上我们就会遇到麻烦，所有的数据都是片面的，模糊不清的甚至不被理解的，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方法常常也是无能无力的。
自由技艺就非常擅长处理这类情况。例如，让我们想一下，你领导一家公司，并且正在考虑把公司业务拓展到世界上某个不熟悉的地域。你认为，这个市场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来说非常好，但是你还需要评估风险、成本、可能的利润和由于扩张所导致的潜在风险。如果读过商科学校，你当然知道如何制订商业计划，你有习得的方法、决策图表和经验法则，这些都有助于你制订计划。然而，你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你所有的信息源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甚至许多方面都有问题）。发布的信息既是不完整的，同时也是带有偏见的，因为编辑这些信息的个人或机构，通常不会告诉你他们真正的目的或真实的想法。你手上的有些信息也是从之前提供信息的机构那里得到的，这些信息大部分已经被使用了许多次，甚至这些机构早已经倒闭了，所以你很难辨别信息的真实情况。你知道，自己的信息提供人有时也是带有偏见的，他们提供的信息常常是不完整的，而且你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假公济私，或者仅仅是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你还不能一股脑儿地认为所有的信息源都不可信（那样你就没有信息了），但你又不能全盘接受，所以你必须对不准确的信息进行评估，看看这些信息与普遍的模式以及与你对类似情境的其他知识经验是相互关联还是相互矛盾的。随后，你将用主观的措辞评估信息质量，但是不能过于主观，过于主观就不能把你的语言与真实世界对应起来了。然后，合成一个针对特定情景的假设模型，并随着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不断调整模型。这样，你就可以基于经验、原则和评估的数据做出判断了。
以上观点无意冒犯商科学校所做出的成就，但在教授这样的推理方面，自由技艺要强于其他任何学科。事实上，许多商科学校的教育都是基于“案例研究”的，针对这些案例，学生们调查解决问题并进行决策。虽然“案例研究”一词来自社会科学和医学研究，但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自由技艺方法；它们等同于我们详尽地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文学文本、艺术作品或者音乐作品，并利用由此获得的知识，粗略地勾勒出一些重要原则。商业学校使用案例分析，正是因为商业领导力这种有的放矢的应用真的只不过是一些自由技艺技巧，而不是其学科自身的方法。
在研究所有人类的活动和创造时，我们不得不同时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解，虽然我们的研究重点会依据我们期望理解的内容的不同发生转变。有时我们专注于表面水平的理解，试图找出文本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一幅画展现了什么，某个战斗中发生了什么。还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现象置于更加宽泛的历史或者文化背景下，认识到文本中某一个看似奇怪的特征（例如，一闻到大蒜味就逃跑的怪物）事实上是读者已经认出了的某种体裁规约的一个实例，[1] 或者认识到某个看似针对政客荒唐可笑的攻击性言语（说他的妈妈没有鼻子，侮辱他）[2] 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还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对偏见做出解释：一位历史学家也许不仅仅是在颂扬某位古代君王的优秀品质，而是因为这些品质与某位当代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截然不同；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许想要阿谀奉承这位统治者，所以会更加关注他过去不同的方面。例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罗马贵族和谈论日耳曼民族的真实言行一样兴趣浓厚，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确地知道他是在准确地描述日耳曼人的习俗还是仅仅为了表达政治观点而胡编乱造。面对这类挑战，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把细小并有可能相互矛盾的信息片段合成某种具有连贯性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