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三艺”与“四科”
在中世纪早期，相对于“三艺”，“四科”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当然，算术对于任何需要经营复杂性的组织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的，因为算术对于各种规模的商业活动，甚至一家一户的财务管理都是必要的（认为中世纪社会都是以物易物而不是进行货币交易，是错误的看法 ）。在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也会用到几何，但几何远没有语法、逻辑、修辞和算术那么重要。音乐理解起来就要更复杂一点了，因为自由技艺中的音乐不是如何创作音乐，而是如何理解数学术语中的比例和对称。学者们把几何看作应用在空间上的算术，音乐是应用在时间上的韵律。而天文学——事实上要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得多，只要不是用于计算小时、天数和季节，在实际中应用也很少。在中世纪，天文学中的占星术部分事实上只是专业人士才会的范畴。罗马贵族对音乐学科中研究的节奏与韵律颇为关注，对天文学科的许多特点也比较感兴趣，但当我们远离古罗马帝国的时空后，“四科”中的最后三门学科开始变得深奥难解，或许更适合专业学者的研究，不再是统治阶级教育的必要部分了。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时期， 知识领域进一步拓展——认为中世纪文化发展停滞了一千年的看法也是一个迷思，当时的新知识已经不能完全适合被归入七门自由技艺的范畴了，传统的自由技艺已经不再囊括人们想要学习的所有知识了。
不难猜测，开始取代“四科”的知识是和中世纪最显赫的文化机构基督教教会紧密相连的。宗教，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之前从未被当作传统课程的核心内容。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罗马教就已经处于动荡之中，自由技艺被视为没有明确宗教目的的学科。即便马蒂纳斯·卡佩拉把他的作品命名为《墨丘利与文献学的联姻》，但墨丘利作为罗马神在作品内容中并不怎么重要（这就是学者们不确定马蒂纳斯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他甚至可能是一名基督教教徒，借用罗马神写作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 ）。事实上，缺乏明确的宗教信仰恰恰是自由技艺长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自由技艺不需要做太多改变就能够适应新出现的任何宗教。
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欧洲是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其不仅创建了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还创立基督教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与自由技艺的课程并不矛盾。这一体系的运作需要普及拉丁语，因此“三艺”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那时已经是12世纪了，受教育的人们需要知道的和在“四科”中所学到的有一定差距。这一差距随着12世纪一些文化变革进一步拉大了，当时，说拉丁语的欧洲在与伊斯兰学者的互动中逐渐开始恢复对希腊语的学习，那个时期的重大文化事件便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哲学的融合。
起初，这一事件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界的上层阶级有所感知，然而，那些被称为经院学者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却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影响整个欧洲的教育内容。虽然经院学者保留了自由技艺的框架，但他们却仿效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所谓的辩证法（逻辑）和雄辩术（修辞）。这种拓展了的修辞学事实上衍生了一种数百年后被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定义为“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思想。一个人给出一个观点，另一个人提出相反的论点，随后两者进行辩论，直到唇枪舌剑后，双方给出合题，合题才是事实。
然而，有时人们通过辩论发现事实不充分，比如，人们试图弄清楚该如何确定自然之神——这是中世纪学者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无法用物理办法衡量上帝甚至感知他，所以如果想要理性地推测上帝，必须要从其他来源上获取数据，并换一种方法进行推理。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技巧就是运用类比进行论证，你会想，因为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似，了解了第二个事物，就能知道第一个事物。例如，如果你确认上帝就像太阳，那么，即便你不能直接收集有关上帝的数据，你所收集的有关太阳的信息仍然可以帮助你推理有关上帝的事情，然后，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太阳的光亮能够让我们看见有形的物体，那么上帝一定创造了与光亮类似的东西，让我们感知神灵。[5] 这种类比论证几乎可以无限拓展，中世纪晚期，许多知识界的辩论，包括一个有名的辩论——“多少位天使能够在钉子顶上跳舞”[6] ——都是建立在一系列非常长的类比推理链条基础之上的。
任何学校的课程设置，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学生在每门课上该花多少时间的一系列决策。如果花在逻辑和修辞上的时长增加了，花在理论知识上的时间也增加了，那么其他课就要让出时间。与此同时，大学越来越专业化，开始整理学者们的文献、知识，使之成为课程，进而在某些方面变得专业化，这是旧的学科体系所达不到的。
在中世纪末期，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的反改革运动，以及之后的法国宗教战争都促成了这一动态变化过程，这些都对课程设置的修订产生了巨大影响。宗教改革给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很多文化机制带来了挑战，其中不乏批判性观点，反改革运动对这些批判做出了回应，并努力整顿罗马天主教堂的文化领域，而后的宗教战争又确确实实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自由技艺最深刻与最根本的变革，尤其是其中的“三艺”，归功于各国本土语言读写能力的提高（阅读诸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 ）和随之而来的拉丁语重要性的减弱促成的。罗马天主教堂是学习拉丁语最权威的中心，因此，如果潜在的改革者做任何工作都用拉丁语，那么便会处于劣势。相反，将《圣经》翻译成了各国本土语言，促使本土语言写作突然大规模流行起来，进而转移了“三艺”的学习重心，人们从学习拉丁语语法知识转变为提高整体的读写能力。[7] 虽然人们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认可并赞同教育重心转变到本土语言这一巨大意义，但这就是西方文化巨大变革的伊始。拉丁语对于文化工作仍然非常重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早期，毕竟过去每一个重要文本要么是用拉丁语写作的，要么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然而，一旦《圣经》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本有了本土语版本，之前的观念如“所有重要且严谨的工作都必须用拉丁语写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同时，宗教改革期间，西方基督教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教派，这也造成了拉丁语重要性的减弱。新教由此发生的适应性变异导致了教派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信徒展开了激烈竞争，绝大多数的信徒皈依于其信仰的教派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一动力促使教派用本土语言进行传教。其实，在这之前就一直存在一些用本土语传教的情况，而且是一定存在的，否则绝大部分人口都不懂得拉丁语，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的宗教。然而，卓有成效的传教（这些教派所吸纳的皈依者或者受到启示的人已经确信不再转变信仰）所带来的回报，要比以往丰厚多了。在那几百年间，用本土语传教成为欧洲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修辞的学习也被推到了课程设置的核心。你越擅长修辞，你的教派就变得越强大，就会奖励给你更多的资源。这一动力机制给修辞学科带来了选择性压力，使其做出调整以适应本土语。教师们也意识到，如果传教者不能用本土语有效地写作或表达，纵使掌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修辞也无济于事，所以“三艺”中的语法部分开始在拉丁语学习中强化本土语语法，[8] 而且，修辞学科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以适应需要使用修辞的那些语言。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知识仍然保留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迄今仍然是学习修辞的关键文献资料，但修辞应用的细节更加具体化，对于特定语言更有针对性了。
这一演变过程一直持续着，经过了宗教战争，直至进入18世纪，这就是为什么那段时间会被称为“修辞的时代”。直到19世纪50年代，尤其在英语国家，资助大学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些教育机构把人们训练成有效的神职人员：他们必须走出去布道，他们的布道要做到教义上正确，修辞上有效，所以他们需要学习各自宗教的神学知识，然而，也需要训练语法、逻辑和修辞才能组织有效的布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洲殖民地和英格兰，布道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这些布道通常要持续很长时间，内容复杂，深奥微妙，有着强大的情感力量。周日在教堂里，人们常常兴致高昂地听两个小时布道，然后用那周剩下的时间讨论布道的内容。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中，“三艺”中的许多知识都比较普及，这也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在修辞和逻辑上卓越超群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天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文采飞扬，推理严谨，论证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自由技艺的受益者。他们许多人懂得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那时最初的理科已经开始进入课程设置中，他们学习的核心却是重点学习“三艺”中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脱离了长时间存在的宗教束缚，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在欧洲更加突出，因为在美国基督教有许许多多的教派，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处于主导地位。受过教育的人中绝大多数都会坚定地信仰自己的教派，但是，在更宽泛的文化中，他们所有人都共享的却是传统学习的“三艺”——自由技艺的核心。
18世纪发生的剧变和革命表明：语法、逻辑和修辞对于慢慢民主化的欧洲国家中作为新起之秀的领导者们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君权神授的国王从严格意义上说也许并不需要修辞，因为理论上他要发布命令，便会得到绝对的服从（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国王必须获得他的支持者的赞同，尤其是势力强大的贵族 ），那些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领导者们之间起起落落确实是由他们的逻辑和修辞技巧决定的。
西方印刷术的发展促成了信息的平民化，进而使个人能够通过逻辑和修辞触及更多的权力。在公众场合下，人们组织、揣摩并且传达他们的想法，激发他人去支持他们。因此，自由技艺，对于个人来说，较古罗马帝国时代更加有价值了，因为在社会的许多不同层面中，成功的领导所带来的回报都在与日俱增。成功的领导是一个人为他/她的社会带来价值的一件最伟大的事，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将数以百计的困惑者或者不团结的人们组织起来，成为不容小觑的力量，打个比方，即便优秀的经理人和领导者让我们出丑愤怒，我们还是非常尊重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领导。优秀的领导者是能够让他人信服的人，能够成就任何伟大事业的人物。遗憾的是，还没有人想出一个完美有效的方法来甄选优秀领导者，而创造优秀的领导者更是难上加难。但是，自由技艺却可以为此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因为这些学科教你如何理清复杂、混乱的形势，这些问题多数情况下只有具有优秀领导能力的人才能应对。在这种形势下，你没有全面的信息；相关的人对你撒谎，或者你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困惑，你对整个世界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如果你的大脑接受过逻辑训练，并且能够用修辞让他人信服，相比那些没有接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你会占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在认识到了这些技能的价值后，也同样确保他们的儿女习得这些技能。
那么，科学是什么？诚然，科学学科教给人们有价值的思考方法，这一点从当今世界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的领导人的数量就可见一斑（包括中国和德国），这些领导人接受的是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事实上，科学与科学的思维所带来的益处非常明显，这使得今天传统自由技艺的教育不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普及。我们认定为是自然科学学科的那些领域——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就是瓦罗最开始提出的九门学科中的几门，天文学和数学也是“七门自由技艺学科”中的两门。然而，随着“三艺”和“四科”的逐步分离，再加上后来对神学和宗教的重视，尤其是在中世纪末期，这一切打破了七门学科课程设置的连贯性。在这之后，“四科”中的学科就沿着不同于“三艺”学科的其他路径演变下去，其结果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自然科学与自由技艺的决裂，以及在这两个大的范畴下许多分支学科的产生。虽然，我相信，两类知识学科的过度分裂既削弱了自然科学，也削弱了自由技艺，但不同的分支学科的区分又衍生了诸多益处。那么，在为了这个巨大的决裂惋惜或者试图修复它之前，我们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一切，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1] 我很希望有一位伟大的格斗士图书管理员，但这里的瓦罗不是电影《斯巴达克斯》里那位有名的格斗士瓦罗。
[2] 因为我是英语语言学教授，所以会情不自禁地把文法列在第一位。
[3] 这里使用“他”，是因为自由技艺的重点是，教育那些将要管理自己家庭和古罗马市民生活的年轻男性，但需要说明的是，年轻的女性贵族也接受自由技艺教育。
[4] 虽然古罗马贵族会雇用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和工人，但他们还是要懂得足够的几何知识以确保没有被欺骗。
[5] 这种类比论证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巨蟒与圣环》中著名的一幕场景——“烧死女巫”，充满了讽刺意味。作品中那些傻傻的人们试图通过类比推理来确定某个女人是不是女巫，因为女巫是能够燃烧的，那么女巫一定是木头做的，而木头的性质是能漂浮在水面上。鸭子也能漂浮在水面上，因此可以认为鸭子和木头有共性，所以，如果某个女人和鸭子一样重，那么她一定是木头做的，因此就是女巫，所以必须被烧死。《巨蟒与圣环》这部喜剧的创作团队中的特里·琼斯还是一位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学者，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6] 对于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作为超自然的存在，天使究竟有没有有形的大小，或者说天使只能是非物质的（假设的前提是，天使是存在的）。虽然托马斯·阿奎奈确实讨论过“两个天使是否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一问题，但我们依旧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人讨论过“多少位天使能够在钉子顶上跳舞”这样的问题。
[7] 作为研究中世纪文学（尤其是古英语）的学者，我必须指出在9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曾把拉丁文本翻译成了本土语言，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仅仅因为北欧海盗在英格兰杀了所有能够阅读拉丁文的人。
[8] 我认为，如果告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古罗马人，有一天人们学习的语法不再是拉丁语或希腊语语法，他一定会嘲笑你，并且说：“他们不过是一群野蛮人！他们发出的噪音根本没有语法。”
“野蛮人（barbarian）”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古罗马的作家说，那些不讲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的人不过是在制造噪音，发出“巴拉巴拉（bar, bar, bar）”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