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在讨论更深刻的经验，即宗教和神秘经验时，我们过多强调了对于无限性的单纯感受。完全受这种感受支配的任何生物都要比松鼠还低级。一切实现的形式都表达了有限性的某方面。这样一种形式表达了其本性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换言之，形式表达的是排他性，而排他性意味着有限性。
世界全部的尊严源自于感受的有限性范围内的积极成就，以及超越每一个有限事实的无限模式。每一种事实都需要无限性来表达超越其自身限制的必要关联。无限性表达的是宇宙的一种视域。
重要性源于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结合。“让我们尽情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亡！”这种呼声表达了纯粹有限性的琐碎化。神秘、无效、麻木的状态表达了纯粹无限性的空虚。那些强调无限性而牺牲有限的历史变化的神学家使宗教起了坏作用。之前我们在对于心智的讨论中，运用了三组反义词：清晰和模糊、秩序和混乱、善和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清晰、秩序与善联系起来；而将模糊、混乱与恶联系起来。例如，在推荐信里面，“她的思想清晰而有序”被认为是褒奖；而“她的思想模糊而混乱”则被认为是批评。这种判断的原因是，清晰和有序能够使其拥有者处理预见的状况，是维系现存社会情境的必要基础。但这远远不够。超越单纯的清晰和秩序是处理未知事件、产生进步和激励所必备的。若完全受到结构的桎梏，生命就会退化。对于探索新事物而言，将经验中的模糊和混乱的因素结合起来的力量非常重要。
对于宇宙的理解植根于这种进步的内涵。离开了它，创造就会变得无意义，不能产生变化。时间就不适用于事物的静止本性，存在就再无意义。而宇宙则退化成静止无用之所在，没有了生命和运动。
在欧洲哲学思想史中，在伟大思想家的历史中，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动摇。对生命和运动的呼吁与预设永恒不变的最高实在交织在一起。人们认为不变的秩序是最终的完满，因此，历史性的宇宙沦为局部的现实，成为单纯表象的概念。结果，我们摒弃了经验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让其成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从属。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哲学和受正统哲学影响的宗教不接受这种混乱，这是疲累颓废的结果。我们应该谨防那些表达了社会缓步衰落阶段的主流情绪的哲学。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东方文明的退化对我们的哲学思想遗产产生了不良影响。它表明前三千年进步文明已竭尽。我们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文明会经历起伏。我们需要哲学来解释秩序诸类型的产生、类型之间的转变，以及在经验中自明的、善恶混杂的宇宙。这样的宇宙即是重要性之所在，而凝滞不动的宇宙至多会成为空洞评论、纯粹思维游戏的主题—— 仅此而已。
仅强调明确体验事物的特殊方面，这种做法虽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也阻碍了哲学的进步。以公元前4世纪数理科学的兴起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为例。数学所研究的是在当时既没有引入转化意义，也没有引入创造意义的概念。希腊数学的唯一内容就是数论和几何。
无须深思具有这些特殊数学形式的科学所产生的重要性。科学改变了文明，但对希腊思想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在希腊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中，转化概念尚隐藏其后。每一个数字、比例和几何形式都是静止的。数字“十二”（在他们的概念中）与创造无关；“六比二”和圆形的几何形式也同样如此。这些理想形式对于他们而言是静止的、自在的、自立的——每一种都代表着其本身特有的完满。希腊思想对于基本数学概念的反应也是如此。人类心灵为这种对于永恒性的窥见所倾倒。其结果就是希腊哲学——至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将终极现实伪装成恒相互关系的静止存在。完满与转化无关。在变化的世界里，创造只是静止的绝对的附属品。
8. 希腊黄金时期的这股推动力对后来的欧洲思想有三大影响。首先，哲学化神学继承了静止的绝对存在，将其作为一个首要前提。
其次，由抽象对象组成的结构。例如，数学概念和构成模式所包含的一切概念，都被赋予了一种显著的实在性，而撇开了将其表现出来的个体结构。
再次，这些抽象结构被认为与创造完全独立，而这是在它的本性之中的。过程就此失落。
最终结果就是，哲学和神学背上了这样一个包袱：如何从静止的终极实在中推演出变化的历史世界。这损害了我们的整个知识观。终极智慧被勾勒成对于静止极限的冥思。从行为中抽象出来的知识被尊崇，而行为因此被认为与影子世界相关。柏拉图的演讲“善”中强调数学，正象征着这种一直困扰着哲学的态度。
在那个时代，数学是静止宇宙的科学，将任何转化都看作是静止形式的转化。当今，我们会去思考转化的形式。近代的无穷级数即是一种转化形式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个形式就在于级数序列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级数和的概念就是由这种转化形式所表达的最终结果。
这种过分关注静止形式的扭曲态度一直困扰着哲学界，但并非所有哲学都受它的笼罩。哲学传统中的杰出人物之所以取得卓越地位，并不只是靠拥护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体系化思想能够明晰洞察力，并将注意力导向例证个别体系经验的各个方面。但是，宇宙是超出我们的有限理解力的。我们从伟大思想家中汲取营养，而他们的洞见超出了他们自己的体系。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那些不精巧的思想方法，但他们本人的陈述是很难框进去的。例如，一位将不变的数学实体视为最高实在所特有的成分的哲学家却会在别处断言“生命和运动”属于实在的本质特征。于是，他因此提出将问题“事物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作为理解事物如何存在的一种方式。同样，另外一位将经验材料中的联系归结为感受材料的单纯连续的哲学家同样诉诸“期望”(expectation)这一事实。这种从连续中派生出期望的做法对于休谟来说是可理解的，尽管他自己的体系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不是体验单纯的连续体，而是辨别出连续的形式。关于形式的预设不仅困扰着哲学思想，也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经验。
柏拉图和休谟向我们阐明，体系对于理性思维至关重要。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封闭的系统意味着鲜活理解力的死亡。于是，他们在解释中便游离于一切体系之外。因此，他们在按照自身的规则阐明我们的基本见解是清晰与模糊的综合体。清晰的明确焦点逐渐隐入纯粹外在的、黑暗的模糊环境中。局部理解的连续形式隐约地揭示了经验中的这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