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二类人类经验与第一类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缺乏亲密性、强烈性和模糊性。这类经验由形式的区分所构成，借由事实与身体的关系来表达这些外部自然事实。我们可称其为“感性知觉”（Sense Perception）。
感性知觉属于高级动物，那么我们将按照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是按照人类经验来研究它。感性知觉是一个复合体，从构成第一类人类经验的更原始的身体经验中衍生出来。它从其源头蜕变出来，焦点却改变了。感性知觉的首要特征包括清晰性、明白性和无偏性。它的次级衍生物是情感，通过唤醒自身之外的反应获得。这就是休谟的理论。只有他忽略了直接的身体经验，虽然他也用这些初级经验来描述人类对感性知觉的反应。
在感性知觉中，我们辨识出外部世界，其各部分以质的形式为特征，并通过表达分离和联结的各类形式相互关联。这些质化形式就是感受材料，例如蓝色的阴影和声音的音调。空间和时间形式是表达区分和联结的形式。通过专注于这些感性知觉的形式来解释的世界，我将其称之为“自然界”（Nature）。
这些质化和时空的形式主导着这种经验。这些形式不受情绪的影响，永远是它们自身，即能够生动地实现从承载情感的现实实例中抽象出来的事物。自然界是缺乏情感冲动的。
感性知觉是动物经验中抽象化的一大成就。这种抽象源于选择性重点的增长。感性知觉赋予人类三份礼物，即一种达到准确性的方法、一种质化区分外部活动的感觉，以及一种对于本质联系的忽略。
高级动物经验的这三个特征，即近似的精确性、性质上的确定、对本质的忽略，共同构建了人类经验中意识的焦点。
这种对于抽象意识的基本判断，即“除却与外物的任何关联而对这种性质做出例证的实体”，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础。
同样，科学实践也建立在忽略的特征之上。为了准确观察，我们需集中注意力，消除与经验模式无关的所有意识。但是，无关性是不存在的。因此，被忽视的关联模式是整个科学的基础，主导了具有科学思维的社会群体。有鉴于此，体系化知识的进步包含两方面：一种进步是发现体系内在的结构复杂性；另一种进步是发现体系的局限性。系统忽略了其自身对于存在模式的环境协调性所产生的依赖，这些存在模式与系统内实体具有本质关联。既然所有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那么任何忽略某些事物的系统必然承受这种局限性。
强调高等感性知觉材料，如视觉和听觉，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我们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转化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后者已经被武断地解决了，其预设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感性知觉材料的时空模式时，知识便产生了。
6. 研究人类知识要从模糊的多样性开始，这种多样性可以在人类经验的变化中发现。以简单、随意的前提（例如，将感受材料的时空模式作为所有知识的来源）作为基础是危险的。这些时空模式和算术模式中存在一些特殊性。从我个人的思维框架出发，我很反感这种专注于乘法表和正多面体的做法；换言之，我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以数的关系为基础的拓扑学本身包含了一种理解事物本质的根本办法。当然，我们应该从更广泛、更具有洞悉性的原则出发。算术和拓扑学只是专门的研究。
普遍的区分原则主导着这个我们称之为“人生”的创造过程，这些原则都是什么呢？我们仅能求助于自身的直接洞察，即笛卡尔所说的“直觉”。我们的判断力（judgment）——笛卡尔同样诉诸它——需要一种探查力（inspection），提供为做出决定所需的材料。因此，问题在于主导经验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是分类的模式，每一种都包括在本质上形成对照的差异。
我认为，经验的本质特征可以用三组反义词来表达分类的三种原则，即“清晰与模糊” “秩序与混乱” “善与恶”。我们应从这些经验模式开始来理解创造。
秩序与善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紧密关系，反对“有秩序的行为”是很不常见的。毫无疑问，纯粹的秩序是有局限性的，它会过度。但不以秩序作为部分的基础，卓越也就谈不上了。纯粹的混乱会导致一事无成。这一讲的一个目的就是探究秩序与善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提出局限性。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尤其当我们想到，欧洲思想史中最著名的演讲恰恰就是这个主题。这篇演讲发表于大约两千三百年前，题目并没有提到秩序。但我们确实知道它的主题就是数学。为什么柏拉图坐下来写一篇主题为“善”的讲稿时，他竟然会自然地想到数学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进行探讨。我们并不关心演讲中阐明的精确数学理论，甚至也不关心数学与柏拉图所设想——毋宁说误解——的形式之间的精确关系。我们的主题是秩序与善之间的关系，数学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初看之下，如果认为乘法表与登山宝训中的善之间有某种重要联系，实在是大谬不然。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类经验是怎样从混沌的动物性中清晰起来的，这样就会马上发现，数学知识是深入认识善的本性的首要例证。同样，我们必须谨记，道德仅仅是善的其中一方面，虽然人们往往过分偏重它。
动物享有结构。它们能够建立巢穴和堤坝，能够穿越森林追踪气味。混乱和相互交杂的具体实现的事实支配着动物的生活。而人类理解结构。他们从大量细节中抽象出支配原则，能够想象各种可供选择的例证。他们能够设想长远目标，比较多种结果，从中选择最优。但如何理解具有多种应用形式的结构，这一点决定了人类控制目标的本质。
作为人类需要学习结构，而成为动物只需要享有结构。动物享有社会关系；而人类能够了解社会关系中包含的确切个体数量，并能够想象数量之间的确切关系。换言之，在从较低级的动物经验到较高级的人类经验的推移过程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选择的重点，借此可以清晰地定义有限的经验情境。
人类划分的清晰性既增强了每个独立情境的独特性，又揭示了自身与这些情境的本质关系。这种清晰性强调了有限的个体性及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
此外，清晰性于即时实现中揭示了对事实性的某些分析。然而，通过这种揭示，其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多种可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凸显出来。清晰性告诉我们可能存在和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揭露了歧异和相似。人类拥有洞察事实内部形式功能以及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价值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当对繁杂的模糊认识转变成对数的精准观察时，人类在理解形式之间的混杂交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作为揭示善的高等生命所必需的。
我想起了一个实例，证明至少松鼠尚未跨过这条文明的界限。当时我们住在位于佛蒙特州一处很棒的湖畔森林宿营地。一只松鼠在我们的营房内筑巢，将巢安放在火炉旁的砖洞里。它进进出出地喂养小松鼠，完全忽视人的存在。一天，松鼠妈妈认为小松鼠们已经长大并度过了哺育期，因此，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森林边缘。多年后，我回想起来的共有三只小松鼠。但是，当松鼠妈妈将它们放到外面的岩石上时，松鼠一家看起来与在营房巢内时大不相同。松鼠妈妈有些惊恐不安，跑进跑出两三次，确定没有小松鼠被丢下。她不会计数，也不会给小松鼠们起名字进行识别。她只知道岩石上的模糊数量与巢内的不同。在家庭经验中，松鼠妈妈不能理解数字的明确界限。因此，她隐约感到惊恐不安。如果松鼠妈妈能够计数，那么她就会体验到成功哺育三个孩子的明确满足感，或者，如果丢失了一个孩子，她会感到强烈的痛苦。然而，松鼠妈妈没有充分体验到任何精确的限定形式。
因此，对精确限定形式的直觉力，决定了对于善恶的生动体验。数字在这些形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