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因此，理解力具有两种进步模式，一是在既定模式中聚合细节，二是强调新细节，发现新模式。教条主义在关联模式方面一直桎梏着人类的智慧，这种致命病毒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和阻碍着宗教思想、美学思想、社会结构理论和科学的观察分析。
欧洲的思想大厦从一开始就渗入了这种教条思维。伊壁鸠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样坚信他们经验中存在的各类因素是确定的，这些因素精确地按照他们理解的形式存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抽象的风险。后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精湛地剖析了我们为何应该如此确定。对于这种确定性，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这些伟大人物的信念没有经得起过去两百年来知识拓展的考验，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从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意义上而言，数学是错误的。而从伊壁鸠鲁所认为的那种意义上而言，感性材料并不是清晰、明确和基本的。
思维的历史很不幸地结合了令人鼓舞的启示与令人闷抑的封闭。完成的、确定的知识会丧失洞悉力。这种教条主义是思想的大敌。
在事物之间的具体完整关联中，彼此关联事物的特征成为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联特征。
比方说，我们按照两个人的特殊个性来定义一切友谊。那么，如果换了两个人，他们虽然也是朋友，但与这个定义就不相容了。同样，图画中的各类颜色构成了这幅作品，它有一定的几何构图。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几何关系，蓝色块就能替代红色块。在这种几何抽象中，红色只是与蓝色一样，与其他剩余色块保持一致。但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去考察这幅改过的图画，那么可能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幅杰作被毁了。红色与绿色的搭配在具体来看是不相容的。
因此，随着我们洞悉具体的理解，不相容就发挥了支配作用。即，除了这个实体外，所有实体都与这一实体所产生的特殊效果不相容。当我们回复到抽象时，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实体替换掉后产生同样的抽象效果。因此，相容性会随着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增加。
因此，不相容概念存在一种模糊性。实体之间的区别会产生差异。如果色块为深红色，就不能在此运用浅蓝色。这两个概念不相容，因为红色与蓝色之间的差异，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在美学鉴赏上也是有差异的。在一幅杰作中，蓝色可能是其中一个要素，但在同样的几何位置用红色将其替代，那么整个美学价值就会被破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几何关系上，那么红色和蓝色都同样可以标识出那个区域。
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不相容包含两个类型，分别称作“逻辑类型”和“美学类型”。在逻辑类型中，整体是由位置复合而成的，每个位置都可以放上若干不同的事物，也就是替换。替换过后，整体就会发生质变；可替换事物增加后，整体的基本预设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环境的所有可能性，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一个构成。我们仅能意识到一个抽象系统。由于这个抽象系统，因素的改变或者添加会变得无关紧要。不同事物之间的等价性和相容性上方永远笼罩着公正的惩罚。当我们扩大自明性时，抽象性会缩减，而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洞悉具体事实。因此，或早或晚，知识的增长会产生差异中对抗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