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这一讲中，我们要寻求宇宙这一概念的证据，证成理想这个描述人类文明的标志。
我们已经假定，很多现实事物、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协调形式、各自的重要性、宇宙统一性中共同的重要性，都是具有自明性的。正如前几讲所讨论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白，自己不是从界定明确的前提出发来进行论证的。哲学是探索前提，而不是从前提演绎。演绎的目的是通过结论来验证起点。
专门学科采用了哲学的前提，并通过专门问题的形式加以简约，从而使其清晰。同样，即使在局限于专门主题的演绎中，演绎逻辑中也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由于预设了指定主题之外的一切是无关的，因此前提就预设了它的清晰是有限的。我们按照其个体孤立状态下的简单性去设想这些前提。但是，演绎过程在推出前提的构成这一过程中，是否与从初始论题抽象出来的内容相关，这就不能用逻辑来验证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充分确定不同视域的相互一致性。
科学冲破了自身假设的束缚，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中比比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即使在算术中运用的纯粹抽象逻辑，也有必要引入类型论来纠正原假设中的疏漏。
因此，演绎逻辑并没有我们惯常赋予它的绝对地位。在运用于具体情况时，演绎逻辑是一种试验性的步骤，最后需由其结果的自明性来判断。这种理论将哲学置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基础上。不过，我们必须广泛地拓展“实用主义”的含义。在许多当代的思想中，它都被限定地理解为任意的、专门的假设。但是，教条的否认并不能证明实用主义就排除了自明性。实用主义所诉求的仅仅是在文明的经验中自我维系的那种自明性。因此，实用主义最终诉求的是文明的普遍自明性，以及我们通过“文明”所意指的事物的自明性。
在我们结束对演绎逻辑的讨论之前，最好提及一下“变元”（Variable）在逻辑推理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变元”是用符号来代表的命题形式，表明这个命题形式本身是不确定的，可以替换成任意的具体命题。同样，变元虽然是不确定的，但在整个论证中仍然是同一的。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算术中发挥了作用，用x、y、z这些字母表示任意数字。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中，它也有过初步的实现，例如，“苏格拉底”这样的名字表示“任何一个人，且在整个论证中指代同一个人”。
变元在推理中表示“任何一个”保持自我同一性的事物。例如，在基础算术中，当x首次出现时，它表示“任一数字”。但是，在推理过程中，x的再次出现总是表明与首次出现的数字“相同的数字”。因此，变元是“任一”所传递的模糊性与一个具体指征的明确性之间的巧妙结合。
在通过变元向前推进的逻辑推理中，一直存在两个隐含前提。一个是当推理得出新的具体命题即推论时，表示具体命题的符号与推理过程中的同一符号意义依然相同；另外一个是当变元被某些明确的例子所替代时，每个变元的自我同一性也是保留的。在向新领域的推进中，自我同一性都不会完全保留下来。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丧失与论证的目的是否相关。某种意义上，婴儿和中年人是完全同一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又是相异的。那么，论证过程是会受到同一性的支持呢，还是受到相异性的损害呢？
因此，我们拒绝将演绎逻辑视为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工具。形而上学旨在揭示自明性。缺失了自明性，演绎推理就失效了。因此，逻辑预设了形而上学。
2. 我们将自身预设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事物，这样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为了有效推断与我们自身相协调的现实世界，我们不可能从质化细节的纯粹主观经验出发。否则，“接受形式”（form of reception）就不过是虚假的。换言之，接受形式被归结为一种对唯我主义存在的界定，描绘了个人关于质化模式展现的个体经验。接受形式是我们内部的一种活动，而不把我们记述为其他活动中的一种活动。它没有注意到我们将自身看作是生物界的生物。我们被单纯归结为外界表象的接收器。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就没有洞察存在众多互相协调的现实事物的世界所需的材料。
在讨论我们的经验时，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对于质化细节的清晰意识中存在表面的可变性。“这”是红的，“那”是高声的，“另一个”是方形的，这种确定的意识是集中注意力和进行排除的结果。同样，这种意识不能永远维持，变异总是不时地闪现，并随着注意力的转向而变化。意识是一种持续转变的过程，从本质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出易变的质。意识有专注、强调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背景，结果就会变得琐碎。
在质化细节上集中注意力可以产生关于这些细节的单纯的、连续的意识。例如，我们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红色与绿色的图案，接着是灰色与蓝色的图案，最后是清脆的铃声。这是一种质化的主观经验，别无其他。整体是无意义的。这是通过集中于意识的抽象而取得的一种明确体验。
但是，我们意识到的不能仅是清晰性，还有清晰的重要性，这需要我们根据那些隐约困扰着存在完整性的大量问题来解释清晰性。
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认识论之所以如此薄弱，原因正在这里。认识论将经验的完整性解释为对于感受材料初始清晰度的一种单纯反映。其结果就是将产生反应的材料局限于感受的材料。这种哲学思想的现代传人只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继红绿图案之后是蓝灰图案，而后又是清脆的铃声，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情感反应是什么？答案是随便你。当然了，如果你是一名美国学者，那就跟着格林威治村和哈佛大学的潮流来反应；如果是英国学者，那就跟着布鲁姆斯伯里和牛津的反应。
换言之，我们把道德、情感、意向经验的大部分都当作琐碎和偶然。把大量经验的整体概念看作是对于清晰察觉到的细节的一种反映，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把关系反过来。细节是对整体的一种反应。这些细节会添加定义，引入判断力，让人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植物高于矿物，其条件永远是，这些细节与其赖以产生的环境保持适当的关系。
当然，清晰的经验确实会引发更多的经验，原因就在于它的清晰性。但这种产生是次级事实，并不是整体的基础。走进房间时，我们本身就有积极的美学体验，于是会去欣赏家具的样式和配色。房屋的次级体验为已经具有的感受能动性增添了生动性和着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