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在前两讲讨论了“重要性”和“表达”。“理解力”是分析人类智能的三大概念中的第三个。我们探究的是对于“理解力”的理解。
我要向你们提出，无遗漏地理解这一概念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能够阐明智能的一些方面，但总有超出我们领会能力的理解。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即从被理解之事中纯粹抽象出来的智能，如神话一般虚幻。因此，一种完整充分的理解力是对于宇宙完美的整体把握。我们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缺乏这种把握能力。
这并不是说事物的某些方面在本质上不可能纳入人类的知识范围内。任何存在之物，就其与其余事物之间联系的有限性而言，都是可以认识的。换言之，我们能够通过某种视域来认识任何事物。但是，视域的整体性需要超越有限知识的无限性。例如，我们能够从其部分视域理解“绿色”这个表达颜色的词。但是，在宇宙的其他纪元，或者现在的自然规律不起作用的时候，绿色的意义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力。然而，没有任何事物在本质上是不可认知的，随着时间流逝，人类可能会获得一种洞察自然界其他可能性的想象力，从而获得对于绿色在其他想象中的纪元之可能性的理解力。
有一首出名的诗据传说是大约八十年前由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所作。诗是这样写的：
我是这所学院的院长；
我不知晓的，
就不是知识。
这种态度在学术界一直很普遍，它扼杀了想象性思维，阻碍了进步。
当我们讨论理解力时，这是我想要辩驳的第一个异端邪说。虽然休厄尔博士这首诗是狂妄的——当然，或许他确实博闻强识——但我不会说这种观念就是由他而来的。我要说的是，理解力永远不会是一种完全静止的心态，它总是以一种不完整的、局部的洞悉过程为特性。我完全承认，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都融入了理解力的这两个方面，即不完整性和局部性。自知之明在哪里？要我说，它不在自觉知识已然完成的时刻，而在自认知识尚在参透的过程。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完成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完成预设了与某种给定的，但之前未界定的环境的关联，这个环境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同时赋予我们观察的视角。因此，我们拥有了关于“绿色”这个词的大量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受到宇宙当前时期视域的局限，与一种确定的、未探索的无穷性（immensity）相关；而只有通过与其他无穷性相关联的方式，我们才能理解这种无穷性。
雪莱在戏剧诗《希腊》（Hellas）的一段合唱词中写道：
一个又一个世界不停运转，
从创造到毁灭，
犹如江河上的泡沫，
闪耀，爆裂，流泻。
在创造的过程中，理解力因其有限性而受局限。但有限事物的数量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限事物在本质上是否定无限性的。这种无知是偶然的；而且这种知识的可能性揭示了其与已知事物的未探索领域之间的联系。任何对于有限事物的认知总是会与无限性相关联。20世纪文明思维发展所必需的专门化对学者的哲学观以及学术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幸的影响。大学各系都强调各自的独立性。大学的声望也与专业化的程度成正比。
随着科学的进步，心智在理解广度方面反而退步了。19世纪是一个充满伟大成就的时代。但那个时代没有造就出对各种兴趣、各种潜能都很敏锐的学者。那个时代批判和推翻了那些本应该力求理解的地方。如果不把目光局限在19世纪，我们就会发现，一切时代在探索思维纵深的同时，也免不了受限于环境（setting）的琐屑细节。然而，为了理解存在的本质，我们必须超越错误的细节，领会思维纵深的根本特性，这种深度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推动生命进步的力量。在此，必须补充另外一个限制条件：如果生命确实进步了的话。
19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在经历产生下一代思想的阵痛。文艺复兴固有的局限阻碍了智识追求的扩展，它源于希腊人的学识，而希腊人被视为文明之父。毫无疑问，欧洲受惠于希腊的程度是难以言表的。但是，希腊思想，即使拓展为希腊—希伯来—埃及思想，毕竟只代表重要性的多面模式中的一个有限方面，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一直在人类意识的边缘产生推动力。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去拓展理解力。在19世纪，希腊学家比最优秀的希腊人狭隘一些，基督教学者比早期最优秀的教父狭隘一些，科学家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人狭隘一些。总体而言，19世纪的所有学识多得无可比拟，即使将希腊人、教父和科学奠基人所知晓的学识都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但是，现代人丧失了对于大量其他方法的体察，这些方法或杰出或可憎，隐藏于后，伺机击垮我们安全而短暂的传统。如果要延续文明，拓展理解力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