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递归推理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显得那么自然，以至于很少被注意：我在想她觉得我在想什么。类人猿对经验进行推理——它们对物质世界和社交场合中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模拟，但是它们不会推理其他个体认为自己在想什么。这类推理开始于早期人类在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参与的合作活动中与他人在行为和注意上保持协调的尝试，但却兴盛于早期人类在合作交流中与他人保持意图状态和视角协调的尝试。
在联合合作活动背景下，早期人类交流者开始思考（如模拟）如何最好地向接收者表达交流行为，以实现如实（由一般合作性关注引起）和有效交流的目标。对诚实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接收者现在变得“认知警觉”（Sperber et al.，2010）——使我们走上承诺交流行为真实性的道路。对交流效果的关注要求交流者与接收者都能预期对方的视角，这就需要涉及社会递归推理，即把某一个体的意图状态嵌套到另一个个体意图状态中。此外，为他人所做的明显的手势组合的产生，一旦图式化，就会给非事实的产生式推理和反事实的事件状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于是，早期人类的推理展现出两种新的变革性特性。
社会性递归 我们有理由问早期人类交流者，起初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递归推理。简短的回答就是，他们基于共同基础一起假定交流者有合作的动机，进而朝着接收者所理解的联合目标而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都试图帮助彼此——正如所有的联合协作活动一样——这同时意味着模拟他人怎样思考自己的想法。由于指示和打手势本身是很弱的交流手段，具有一定距离的推理跨越就需要我们去重建交流者的交流意图——因此至少某些帮助总是需要的。
因此，包含交流者意在让接收者知道某些事情（符合其利益）的交流形式就发展了出来。接收者了解这一点。例如，理解“他意在 让我知道 香蕉在桶里”；对于交流者而言，如果他通过提醒接收者自己有这个意图来帮助她做出这样一个推理，他就知道对方会做出相应的推理［这就是接收者注意到交流者想要自己知道一些事情的“格莱斯交流意图”（Gricean communicative intention）］。这可能不是“格莱斯分析”（Gricean analysis）里面的一个多重嵌套交流意图，但却是摩尔（Moore）（In press）认为的两个单一的嵌套意图：我意在让你注意到为你而发出的交流意图；我意在让你知道香蕉在桶里。然而，第二个意图中的单一嵌套已经超出了类人猿可以做的范围，所以它代表了一种新的递归推理形式（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交流者模拟接收者的意图状态，以期传达出可以更容易被她接收的交际行为时，因为此时不是把球扔向 她，而是扔给 她）。
组合的 与别人交流时用明显的手势，尤其是能够结合手势以更复杂的方式与他人沟通，使新的富有成效的思维过程成为可能。在它们彼此的自然交流中，类人猿不会把不同手势结合起来去交流新事物，因此，它们的思维局限于通过对过去个体经验的重新配置来想象新情境。但是一旦早期人类开始为了用组合手势交流而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想象情境，然后图式化这些组合，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的经验去思考别人可能体验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不可能的东西。比如，我可能发出一个移动的象形手势，之后指向某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可以泛化到任意方向，之后，我可能通过这个图式想象或交流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太阳旅行——我考虑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当人们开始以用抽象扩展插槽这种方式图式化交流结构时，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几乎无限的组合自由。交流行为中的图式形成及将交流意图剖析为分离的外显成分，都代表了在朝着采用习俗语言的现代人类思维“推理混杂”（inferential promiscuity）特点方向上的重要一步。
除了通过外部交流媒介创造新异，甚至产生非现实想法这种新的可能性，很多理论家也强调了这种外部交流媒介对个体反思自身思维的必要性（Bermudez，2003）。当个体构想出一个明显的交流行为并对发出该行为进行知觉和理解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思维（一个可能内化的过程，让我们思考自己可能会交流出来的一些事情）。因为在这一点上手势组合只有有限的语义内容［比如，没有逻辑词汇，也没有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词汇］，早期人类只能以高度局限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想法。
随着早期人类合作和合作交流的出现，类人猿的因果推理，就像他们的认知表征，也变得“合作化“。这意味着交流者的推理是从接收者的视角来看情境的；接收者的推理则围绕交流者如何模拟自己对其视角的模拟。对于符号的明显组合，尤其是如果图式化，将会导致主体能够思考很多新的甚至反事实的想法，以及第一个中等程度的针对自我思考的反思。伴随着所有这些新的推理可能性，我们走上了真正的反思推论这一思维过程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