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人猿把在它们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且非常重要的各种情境图式化为认知模型。于是，当早期人类开始从事必要的合作性觅食活动时，它们也会对包含个体角色的联合目标和个体视角的联合注意这种双层合作结构做类似的操作（图式化为认知模型）。伴随着合作沟通，早期人类个体开始外显地为其同伴指示或符号化那些可能与同伴有关（基于联合活动中的个体角色和视角）的情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创造出演化上自然手势的新形式——指示和打手势，它们的使用则进一步导致包含有三个新的变革型特点的认知表征。
视角 从不同角度概念化事物对人类来说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认为，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仅仅是认知工作的一种方式。通常来说，认知科学中由英语单词表示的概念，如车、交通工具、周年礼物，应用于所需的，甚至适用于车道中的同一个实体。但是这种操作方式不是必然的。实际上，对于那些不能同时与另一个个体就某实体建立三角联结的生物，它是不可能的。类人猿也许有时会应用不同的图式性表征来表示某一个或同一个实体：在某种情况下一棵特定的树就是一个逃生路线；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棵树只是个睡觉的地方。但是这些不同概念（把树当成A或B——译者注）中的每一个都同个体的当前目标状态相连。她或许知道关于这棵树的很多事情，但不能同时把它们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可能解释，所以它们不是我们这里所指的相互关联的视角（即便这只猿通过想象非实际的实体或情境来解决一个问题，该观点同样正确，因为即便这样它仍然只是着眼于自己当前的问题情境）。
与此相对照，当早期人类开始同别人合作交流时，他们经常采择他人关于自己所注意到的情境或实体的视角（他们在同他人建立三角联结）。实际上，每当他们交流时，他们必须在接收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共同基础、现有知识和期望的背景下进行，以使他们的交流行为对接收者来说是相关的、新的。这样，当他们思考自己的交流行为怎样才能与接收者的生活相匹配时，交流者不得不同时思考若干个可供选择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从中选取一个来执行。例如，为了警示危险，在靠近一个有蛇的洞穴或蛇将要咬到腿上时，或者有一个一般性危险标识时，他们或许会向接收者打手势（在他们关于洞穴的共有知识背景下，接收者知道这意味着蛇）。
从认知表征的角度看，这里的关键在于交流者没有拘泥于自己的目标和视角，而是考虑了他人的可选择视角，尽管他们只能想象这个人的意动和认识（conative and epistemic）状态。就接收者来说，为了达到抓住交流者交流意图的溯因跨越（abductive leap），她不得不基于自己的视角模拟交流者的视角（最低要求）。这种视角转换意味着，早期人类个体不仅能够直接自己体验这个世界（以猿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还能同时从不同的社会视角体验相同的世界。这个三角化过程为现在我们称为“主观”和“客观”的建构之间嵌入了一个微小但却有力的楔子。
符号 象形手势或打手势对人类来说似乎同样是很寻常的，他们有能力模仿另一个体的行为，甚至能模仿或模拟常规线索背景之外自己过去的行为。然而，当灵长类（抑或所有动物物种）呈现第一个尝试，通过明显的行为为接收者重现一些事件或实体以方便对方想象时，这就绝不是寻常的了。象形手势也需要接收者理解交流意图（同样适用于我们故事里的指示），以便对方能“检疫”（quarantine）这些手势并不是真实的工具性行为，而是交流行为。
发出类似意指对象（如模仿猴子爬树）的交流行为创造了一种象征性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行为是为了唤起想象中的意指对象（如一只猴子或攀爬行为或猴子攀爬），而这则是希望能够让接收者推断出交流者的交流意图（如他们现在要去猎猴）。如同指示，象形手势会把一种情境视角化；但又不同于指示，它很清晰地通过符号媒介本身进行视角化操作。例如，借助象形手势，个体可以对“猴子”和“食物”有不同的标识，即使在不同场合下，它们也可被应用于同一个动物。然而在指示里，这种行为（伸手指）在两个情形下都是相同的，通过合作活动（不管是我们欣赏动物还是寻找食物）中的共同基础承载语义权重。象形手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本身大都是范畴性的，也就是说，通常概念化或视角化相关事物、事件或情境都是“像这样”的。在选择用手势语为对方表演出什么时，交流者会通过一个特定范畴视角（相较于其他可能范畴视角）来解释相关情境。
准命题 把不同手势组合为单一交流行为，使意指情境被分解成类似“事件-参与者”这样的结构，而这也同时限制了每个手势的语义范围。这样，打手势模仿一只猴子与指着一支长矛结合起来就会清楚地表示出期望猎游，但这时模仿猴子的手势仅局限于象征猴子，而不是整个猎游。结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主题）上的背景知识和交流新信息（焦点）的倾向，交流行为中出现了一种初期的“主谓”组织——结果导致了向全命题的发展［有趣的是，人类饲养的类人猿具备类似人的交流系统，它们经常会做出“事件-参与者”区分，而非“主题-焦点”区分（这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注意或主题焦点的概念），因此在它们的多单元交流行为中没有“主谓”组织（Tomasello，2008）］。这种增加的新型合作交流动机导致具有区分性的两个显著动机的产生（要求的及告知的），进一步创造出交流句式和内容的第一个初期的区分。
随着早期人类协作与合作交流的出现，对经验的型-符形式（type-token format）的认知表征变得合作化（这同样发生在类人猿身上）。有联合注意和共同概念基础参与的个体互动可以同时从多个视角把相同事件、实体或情境概念化。通过范畴性象形手势和具有“主题-焦点”组织及“句式-内容”区分标识的复合手势对视角进 行的符号化，使得它们至少具有初级的命题性。在个体决定用哪种符号描述从向交流对象呈现情境时，上述过程看起来似乎可以有效地对个体经验世界去背景化（合作化或少些自我中心）。伴随着经验这颗“蛋”上不同角度裂缝的涌出，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客观”思维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