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象形手势和手势语进行交流，可能具有两大重要的认知结果。前者源于其涉及想象与假装行为（pretense）的密切参与，进而引发模拟。相比指示，象形手势可以通过沟通时的想象使得其指代事物更少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我告诉你在山的那边有一只羚羊，或者警告你我们将要走进的洞穴里有蛇，或者告诉你关于刚刚完成的打猎情况，我必须要表演出全部场景和行为，即便场景中的主要参与者可能并不在场，抑或行为是已经发生过的或者只是预测。
一个假说认为，象形手势取决于先天具备的想象技能及其在新异场景中的运用。一只黑猩猩能够想象在水坑里等待它的是什么，但我们现在谈论的却是通过表演的方式向其他个体描画出想象场景，基于共同基础遴选出那些符合接收者知识框架和兴趣的内容，以方便对方接受且有动机接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演化出了更为强劲的想象形式，使其能够以一种联合想象向其他个体表演出相关场景。事实上，我们从幼儿日常生活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此类行为：他们在家长或同龄人面前假装棍子是一匹马，或者他们是超人。这样，以我们现在的观点，这种假装游戏（pretend play）的演化起源就可以在正式交流活动中的手势语中寻得，而由于它的功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就显得有些神秘。在现代人类当中，手势语交流已经被习俗语言所替代。当孩子们习得习俗语言，那种通过用手势创造假力及同他人创建虚拟场景当作一种没有动机支撑的假装活动（pretense activity）。很多学者也认为，进行假装是表象和现实区分的来源之一（Perner，1991），就像我表演出虚拟的X为的是表现出真实的X，以及一般而言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Harris，1991）。
所以象形手势第一个让人惊奇的效应就是，在人类演化中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与他人一起或为他人表演出各种假装场景的技能。这也许就是所有想象情境和人类置身其中的制度，这类人造物产生的基础。另外，如果我们把故事稍微延伸一些，假设塞尔（Searle，1995）称为文化“地位功能”（status functions，如做一个总统或丈夫、用一片纸代表钱）的产生在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上依赖于类似儿童把木棍当马的假装游戏同样是合理的，后者赋予木棍一种特殊的能力，这同任命一个人为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Rakoczy & Tomasello，2007）。如果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形式，那么个体很难高估镶嵌于象形手势中的为他人想象某物在人类独特思维的演化和发展当中的重要性（Donald，1991）。
象形手势和打手势带来的第二个认知效应具有更多的推测性。几乎每一个研究人类认知的人，都承认空间概念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其中有一些则简单地强调空间总体上对灵长类认知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人都知道的情景记忆同空间认知的密切联系。
但是随后，一些理论家对这种联系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中以拉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79）的开创性研究为序幕。众所周知，人类经常借助具体的空间关系来隐喻和类比那些抽象情景或实体。比如，我们把某些东西放进或拿出我们的讲授内容、我们陷入爱情、我们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我们在事业上不知道要去往何处、我走神了、她的理智回来了……这里我们不仅是在讨论表层隐喻，更是在谈论那些概念化复杂和抽象情景的基本方法。因此，在约翰逊（Johnson，1987）的后续研究中，他确定出一系列贯穿我们思维的被称为意象图式的结构，如包含（containment，某一内容的进或出）、部分—整体（part-whole，关系的基础）、联结（link，我们彼此联结）、障碍（obstacle，教育匮乏阻碍了我的社交生活）、路径（path，我们在通往婚姻的路上）。
很多学者注意到，甚至在语法中也存在不规则空间的凸显，一些研究者甚至把其称为“空间语法”（space grammer）。一些早期的句法格（syntactic case）关系研究也强调，很多“格”的标识在历史上起源于服务空间关系（如不同种类的介词）的单词。塔尔米（Talmy，2003）则假定了一个人类图像系统（imaging system），指出它借助非常强的空间成分建构起了语法。这样，他认为的一个中心图式就是主体通过其对其他实体产生效应的动力图式（force dynamic schema）（如投资者的焦虑冲垮了股票市场）；另外一个则是沿着路径的各种虚拟移动。他同时提到，很多复杂的关系从空间角度被表达出来，其中拓扑关系占支配地位。更为甚者，有研究者认为，符号性习俗语言用空间来描述各种语法关系，包括从照应关系到“格”角色（如 Liddel，2003），而如果真如我们在这里假设的，人类最早的语言习俗存在于手势的形态当中，上述观点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个体发生方面，曼德勒（Mandler，2012）认为儿童最早的语言发生主要立足于一套空间意象图式（鲜活运动、因果运动、运动路径、运动阻碍、包含等）。这些图式构成了儿童早期谈论某人做某事［操控性活动场景（Slobin，1985）］、描述某个物体移动［图形—背景场景中的物体沿着路径的运动（Slobin，1985）］的概念基础。这些都是儿童最早谈论的内容，同时沿着路径移动中的基础空间关系在所有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我们推测，除了解释空间对人类认知重要性的种种其他理由，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演化早期人类通过手势交流在虚拟空间借助于虚拟角色和虚拟行为为其他个体概念化了很多事物。基本上，通过自发性、非习俗化手势描画很多事物的唯一途径是，在空间中表演出意指的物体和事件。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与交流（我们如何为其他个体概念化事物）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在我们的历史上以通过空间中的手势语交流来表演已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事实，在解释空间于人类认知中不同寻常的作用上可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样，象形手势代表了人类沟通和思维发展中的一种中间形式，架起了从为他人告知性的指示和共同概念基础背景中的视角到习俗语言沟通之间的桥梁。这种跨越涉及掺杂类别语义内容的外部符号表征形式，然而，象形手势几乎总是存在视角上的模糊性这一潜在问题：如果我模仿扔标枪，谁应该扔？我、你，还是其他某个人？当然，通常这由我们的共有知识背景决定；正常来说，如果我要求你去这样做，或者我表达了做这件事的意愿，或者报告我们朋友的活动，相关指示都是很清晰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描画早晨的狩猎活动，相关指示则变得不清晰。唯一解决这个模糊问题的方法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或直证或形象表示，这就导致了在习俗语言出现之前早期人类自然手势沟通中最复杂的方式：结合手势的复合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