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示手势之外，人类使用的第二种类型的“自然”交流是自发产生的、非习俗的象形手势或手势语。这些手势被用来引导他人对不在场的实体、行为或情境的想象。象形手势超越了指示手势，后者只是简单地将关注导向情境的行为，而象形手势实际上以一个外部形象象征了一个实体、行为或者情境。象形手势是“自然的”，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通常有效的意图性行为，只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接收者在观察这些手势的基础上，可以想象交流者以手势语的方式表达的真实的行为或客体，之后，他们在共同认识的情境中，会对交流性意图做出恰当的推理。象形手势的告知性使用的例子有：以滑动方式移动手来警告他人旁边有蛇，通过在自己头上模仿鹿角（或发出声音）来告知他人水边有一只鹿，或者通过模仿游泳来确定一个朋友的下落。如果有恰当的共同背景知识，这样的手势交流能很有效地告知所有类型的不在场情境。
非人灵长类不使用象形手势或声音。类人猿可以很容易地用它们的手像人那样做出模仿进食或饮水的手势，但是它们不会那样做 [13] 。实际上，类人猿甚至不理解象形符号。在一个改进的客体选择实验中，一个人拿着一个客体的复制品，在其下藏有食物。两岁的儿童知道这意味着要去搜索有类似外表的客体，但是黑猩猩和猩猩都不知道（Tomasello et al.，1977；Herrmann et al.，2006）。在后续的实验中，我们一直试图引出猿类的象形手势，在那些情境中如果它们能做出，那是会带来好处的（比如，告诉人类如何为它们从一个设备里获取食物，那是只有它们才知道如何操作的），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假设是，类人猿不理解象形手势，这是因为它们不理解显而易见地标记为“为了你”（合作性）的交流。如果一只猿看见有一个人在砸坚果，它们完全明白这个人在做什么，但是如果它们看见这个人在没有石头或坚果的条件下做出砸的动作，它们就完全糊涂了。要理解象形手势，一个人必须能明白在他们通常的工具性的环境之外做出的意图性的行为是为了交流——因为它们被交流者通过不同的明显信号（如目光接触）标记为这样的目的。扩展莱斯利（Leslie，1987）对假装的一个比喻，那奇怪的行为必须被“隔离”出来，它们不能被理解为工具性的行为，它们应被标记为“仅供交流使用”。
个体能够做出象形手势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可以产生肢体动作去“模仿”一个真实的动作（或物体）。假设做这件事的能力源于模仿能力，和其他猿类相比，人类在模仿能力上更胜一筹（Tennie et al.，2009）。早期的人类就已经明白，“模仿”一个动作并不是真的去完成动作，而是带有明确的交流目的（通过动作模拟），它可以使一个接收者想象到各种相关的场景而不只是当前可感知的场景。在这种关联中，一个重要的潜在社会情境就是教导（teaching），源于教导的原始场景是长辈教导晚辈，其在演化上有一定优势。奇布劳和格利（Csibra & Gergely，2009）解释了他们所说的“自然教育”（natural pedagogy），着重指出了其与合作交流的密切联系。最基本的教导方式是演示，即通过直接去做或打手势的方式向别人展示一件事情。就像交流一样，做动作并不是基于动作本身，而是为了给观察者或者学习者带来益处。这样，用象形手势进行交流就需要主体能理解明示交际（ostensive communication），同时具有一定的动作模仿能力。
重要的是，象形手势也许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所指物体或动作，但也有可能就像指示中的那样，潜在的交流意图会有一个大的推理跳跃。为了填补推理中的这种空白，就像用手指划的动作，需要具备共同基础和合作及相关性共有假设。假设在我们接近洞穴的时候，我向你模仿蛇的移动，如果你不知道蛇经常出没在洞穴，你大概会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向你做动作。在现实世界中有个例子，我们观察到一个小孩子通过机场安检的情况。安检员用仪器检查她的时候，手做出转圈的动作，意思是让她转身来检查她的背部。这时孩子会盯着安检员，也慢慢地伸出手做出转圈的动作，可见，她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让她转身。很显然，他们对安检程序没有共同基础。
然而，这仅仅只有一种基本的指示（pointing）动作 [14] ，而象形手势有无数种可能，或者具有“离散的无限性”。对于象形手势，每一种至少都有与其一一对应的动作或指示对象（虽然对于每种指代场景通常都只有一种典型与之对应）。这意味着象形手势即使不是约定俗成的，也应该包含某种语义的内涵。在拥有适当的共同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指示，我可以向你传达一张纸的形状、大小和材质，但每个情形下的独特视角并不包含在指示这一动作本身当中［参见维特根斯坦（1995）关于此问题的深刻讨论（或许需要读者自己从文中挖掘）］。但通过象形手势，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形象符号描画出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行为，为你指示出纸的形状、大小和材质，或者是我想让你在纸上写字，抑或是扔了它。这样，象形手势就有了重要的新特点，即事物或情境的不同视角现在可以通过含有语义内容的外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表现出来，而不仅仅隐藏在指示这一手势当中。
与之相关的是，在一种自然语言中，绝大多数的交流习惯都是使用类别术语。也就是说，普通名词和大多数的动词被约定指向实体的类别，像“狗 ”和“咬 ”，这也意味着，谈及特定的“狗”和“咬”时，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实用性的假定（比如，名词使用中的这条/我的狗 或是隔壁的狗 ；或是体现在动词的时态上，如正在咬 或咬过 ）。象形手势已经是类别术语（category terms），因为它们启发了接收者去想象与之相似的事物（一个人也可以用手势表示另一个人——比如，通过模仿她独特的言谈举止——因而至少原则上来讲，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的区别在于其形式）。分类维度同视角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一个人为比尔或者史密斯先生并不属于视角的范畴，因为它不是类别术语，但称呼他为父亲、男人或者警察则是视角性的，因为它把他置于了“一个描述的下面”（under discription），也就是说，这使他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了不同的交流目的而被不同地视角化（perspectivize）。
象形手势是通向语言学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因为他们在语境下有象征意义，至少可能是具有类别性的。有个有趣的事实能强化这一点——虽然孩子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会产生（produce）一些象形手势，但他们在学习语言（2岁）之后渐渐地减少了使用，与此同时指示的频率却随之增加。一个假说指出，指示的增加是因为他们语言的不完整性需要通过不同功能的动作来补充。作为一种具有语义内容的象征媒介，象形手势在与语言学约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中有很多明显的原因，毕竟，除了几个特例之外，它都需要在现场创造自发的手势。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演化的类比，故事很可能是一种习俗交流形式取代象形手势，而指示却留存下来。之后，无论在演化还是个体发生上，表演非事实情境的能力再次在其他功能里涌现。例如，虚拟及其他形式的虚构（见专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