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合作活动中，搭档是互相依赖的，正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扮演好角色。这是人类交流中新动机的基础，其他猿类是没有的（Crockford et al.，2011，有一个可能的例外），换句话说，是通过告知另一个人与之相关的情境信息的动机。这种动机的浮现得到了联合合作活动的情境中一些事实的辅助，指导性交流和告知性交流并没有清晰的区别——因为搭档们的个人动机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一起搜集蜂蜜，而你不知道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可以指向一根棍子，我的意图是指出你可以使用它，或者，另一种可能是，我指向一根棍子，仅仅告诉你它的存在——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看见了它，你很可能想要使用它。当我们一起朝向联合目标工作的时候，这两种方式都管用，因为我们的利益是如此紧密一致。
因此这个演化假设是，早期人类第一个合作交流的行动，就是联合合作活动中的指示手势，这背后的交流动机，还未从请求性和告知性之中分化出来。但是在某个时刻，早期人类开始理解他们和其他人的相互依赖，不仅仅是在合作进行的时候，而且是更普遍的：如果我最好的搭档今晚饿了，我应该帮助她，这样她明天打猎的时候状态才会好。而且在合作行为之外，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你要求帮助，以及我为了你的利益告诉你有用的事物，这之间的差别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早期人类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指示交流的动机——请求性的和告知性的，这是每个人都会理解并发出的。
当类人猿在实验中一起工作的时候，几乎任何形式的意图交流都完全不存在（Melis et al.，2009；Hirata，2007；Povinelli & O’Neill，2000）。当猿类在其他情境下互相交流的时候，总是命令性的（Call & Tomasello，2007；Bullinger et al.，2011c）。完全相反的是，当人类幼儿一旦可以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在14～18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能够协调联合行动的指示手势（Brownell & Carriger，1990；Warneken et al.，2006，2007）——同样，他们带着一种模糊性的告知，旁观者并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请求性的还是告知性的。但是，同样是在合作活动之外，甚至是12个月大的婴儿有时也会用指示来简单地告诉他人这样的东西，如一个要被找寻的物体的位置。利斯考夫斯基等人（Liszkowski et al.，2006，2008）将12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不同的情境中，他们看到成年人会错误地放置一个物体，或者找不到这个物体了，然后成年人开始搜寻它。在这些情境下，婴儿会向成人指示那个被寻找的物品（比起那些成人不需要的但是被错放在某处的分心物，婴儿更会指向成人要找的这些物品）。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没有表现出自己想要这个物品的任何信号（没有哭闹、伸手够等）。婴儿仅仅想要告知对方，那个被找寻物品的所在之处，以此来帮助成人。
除了类人猿一般性的命令性动机，告知性交流动机的产生对于人类独特思维的演化有三个重要的影响。首先，告知性动机是让交流者做出承诺，要真诚且准确地将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就是说，要说出真相。如果个体想要被看成是合作的，他就需要向其他个体做出真诚交流的承诺，这最初体现在合作活动当中，之后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活动当中（因为人类相互依赖已扩展到合作活动之外了）。当然，你还是会撒谎：你出于某些自私的动机，给我指了一个地方希望我去那里寻找我的矛，即便它并不在那里。但是谎言只有在一开始有共同的合作假设和信任的时候才会有用：你撒谎是因为你知道我会相信你的话，我会认为它们是真的并且因此行动。而且，当还有另外某种方式得到真相，就像在语言表达中的“客观性”特点（见第四章），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人类尽管有自私的目的，但还是会承诺准确描述世界的这一现象的起源的话，那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承诺真实地告知他人事物，就是起始点。真实这个观念因此进入了人类的心灵，前提并非是个体意图性及其关注获取信息的准确性，而是伴随的联合意图性及其对与他人合作性交流的关注 [7] 。
这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它创造出了新的推理形式，即一种相关推理。合作交流行为的接受者问自己：考虑到我们共同知道的事情，他正在试图帮助我，为什么他认为我将发现他为我指出的情境恰好与我关心的事情相关？想一想类人猿。如果一个个体指向并看向地面上的某个事物，猿类会依照指示/目光去拿到食物——不需要推理。但是如果食物藏在两个桶之中的一个的时候（猿也知道只在其中一个里面），当人类指向一个桶，猿类是没有线索感觉的（Tomasello，2006）。猿遵循人类的指向并且看向桶，但是之后它们不会像人那样做出直接的推理，将自己的注意力指向那里，因为人类会认为这与他们当前搜寻食物有关。猿类不会做出这种相关推理，因为它们不像人类那样了解帮助性告知（类人猿的交流是命令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对人类为何指向两个无聊的箱子之一完全不感兴趣。重要的是，类人猿并非完全不能从人类的行为中得出推论。当人类先将它们设置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境中，然后绝望地指向其中一个桶的时候，类人猿就会立刻知道食物在那个桶里（Hare & Tomasello，2004）。它们做出竞争性的推论，“他想要那个桶里的东西，因此食物肯定在那个桶里”，但是它们不会做出合作性的推论，“他想让我知道那个桶里有食物”。
这种行为模式与人类婴儿的行为模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同样的情境下，前语言期的12个月大的婴儿就能信任成年人，相信成年人会指出与他们当前的探寻相关的东西——他们理解告知性动机——所以他们立即知道指向桶的行为包含了奖励（Behne et al.，2005，2012）。人类很自然地认为群体活动中彼此应该是合作的，以至于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信号——诸如目光接触以及指向性声音——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者对接收者强调了他有一些相关信息给她。因此，就像演化的例子一样，假定当我们合作捕猎的时候，通过目光接触或者兴奋的声音，我为你指出了一丛灌木上的莓果。你看见了灌木，但是一开始你没看见莓果。所以你问自己，为什么他觉得灌木和我有关系——而这会让你更努力地去寻找一些真正相关的东西——由此你发现了莓果。作为交流者，我知道你作为接收者将要参与这个过程的前提条件是且仅是：你将我看成会合作性地引导你注意力的人，所以我想要确保你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不仅想要你知道这里有莓果，我还想要你知道我想要你知道这个——这样你才会遵循推理过程得到这个结论（Grice，1957；Moore，in press [8] ）。通过清晰地让你找到，并且基于我们对于合作的共同期待，我是很明确地在说，“你会想要知道这个”——而你确实想要知道这个，因为你相信我的头脑里装着你的利益。
这种新的交流形式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果是最近才浮现出来的，至少以尚不成熟的形式，那就是两种交流句式（communicative force [9] ）之间的区别——就像请求性和告知性这两个概念直接的意思——以及由指示手势所表明的那样，是情境性和建议性的（注意：这意味着到这个时候为止，早期人类需要有意地控制他们情绪的声音表达，而类人猿不用）。早期人类现在可以指向灌木中的莓果了，带着两种不同的动机之一，以语调表达：要么是一种坚持的请求性的语调，这是希望接收者可以为她去摘一些莓果；或者一种中性语调，仅仅意在告知接收者莓果的位置，这样她可以自己去摘。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交流句式和交流内容做出区分：交流内容是莓果的存在，而交流句式要么是请求性的要么是告知性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内隐的，所以我们还得用某种方式来达到一致，因此交流的句式和内容之间的外显区别在习俗语言交流中就非常重要（见第四章）。但是这里的突破是，通过此间对语调注意的导入，指示性内容（情境的、建议的）得以独立于交流者动机和意图而被了解。
所以，早期人类的联合合作活动为他们的交流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结构，即想要另一个人诚实又有帮助地告知一些信息的合作性动机。这也驱动接收者做大量推理工作，好去理解为何交流者认为看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相关的，之后有动机的交流者在有一些与接收者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去通知他。现在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交流动机（请求性和告知性）这一事实意味着，交流行动中情境的（命题的）内容开始被概念化，并且独立于交流者的特定意图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