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作为有责任的合作捕猎者而生活，他们已经以另外一些方式形成了更深的社会性。尽管联合注意这一技能对于人类这样的合作捕猎是必需的，然而这些还不足够。一个人必须找到一个好搭档。这并不一定总是很难，即便是黑猩猩，在有一些经验之后，也能了解谁是好搭档（比如，能带来成功）、谁不是好搭档（Melis et al.，2006b）。但是除此之外，在那些进行搭档选择是有意义的情境中，一个人必须——或者至少看起来——让自己像是一个好的合作者。成为一个对他人来说有吸引力的搭档，这样才不会被排除在合作机会之外，一个人不能仅仅有好的合作技术，还需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搭档、在合作结束的时候分享战利品等。
所以早期人类必须要发展出一种关注，他们要在意群体中其他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其他人是否会评价自己为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并在之后调节自己的行为，这样可以影响外部的社会性判断，让它们以正向的方式发生——我们将这个过程叫作社会性自我监控。其他的类人猿似乎不会进行这样的社会性自我监控。因此，当恩格尔曼等人（Engelmann et al.，2012）让类人猿有机会与一个群体伙伴分享或者从群体伙伴处偷取食物时，是否有另一个群体成员在场观测，完全不会影响它们的行为。与之相反的是，同样情境下，人类幼儿在有另一名儿童观看的情况下，会更多与他人分享、更少从他人处偷取。
从动机上说，关心社会评价来自合作伙伴的互相依赖：我的生存依赖于你如何评价我。从认知上来说，关心社会评价会引发另一种形式的递归式思考：我关心你如何看待我的意图状态。因此，人类不仅仅要像类人猿在目标导向行为中表现的那样——依据工具性的成功去调节行为——也需要从预期重要他人所做的社会评价出发去调节行为。社会性自我监控是其中的第一步，因为这些考虑是关于某些特定的其他个体的评价，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第二人”现象。因此，它们代表了一种社会规范性的初始形式——考虑到他人认为我应该以及不应该做某事或想某事——这是朝向规范性自我管理的第一步，为的是要符合群体预期，它会成为在我们的演化故事中现代人下一步行为的特点（见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