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等人（Penn et al.，2008）提出，人类认知之所以和其他灵长类不同，是因为人类会思考关系，尤其是高阶关系。为了支持这种假说，他们回顾了很多不同领域认知实验的证据：判断关系相似性、判断相同—不同、类比、传递性推理、等级关系，等等。
他们对文献的评估明显是单方面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那些发现非人灵长类有某些这种类型的技能的发现。比如说，非人灵长类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关系（例如，不管绝对大小如何，它们会一直选择两个物体中更大的那个），有些个体可以基于关系而非绝对特性，一再地做出相同—不同的判断（Thompson et al.，1997）。有些黑猩猩也会在使用度量模型的时候做一些像类比推理的事情（Kuhlmeier et al.，1999），且很多灵长类会做出传递性推理（Tomasello & Call，1997）。
不过与此同时，人类确实对于关系思维是极其擅长的（Gentner，2003）。有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实际上有两种关系思维。一种思维关心实际的空间和数量的物质世界，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比较像大小、亮暗、多少、高低，甚至是相同、不同这样的特点和尺度。非人灵长类对于这种类型的物理关系和关系尺度有所掌握。它们完全没有掌握的是——尽管有几个直接的测试——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具体来说，它们可能没有掌握的是，因其在某个更大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所定义的、功能性的事物类别。人类在创建像宠物、丈夫、步行者、裁判、顾客、客人、租户等类别方面表现突出，这被马尔克曼和史迪威（Markman & Stillwell，2011）称为“基于角色的分类”。它们是有关联的，但是并不是在物理实体方面的关联，而是在评估一个实体与它所在的更大的事件或过程之间的关系中有关联。
这里明显的假设是，第二种类型的关系思维来自人类对带有联合目标和个人角色的合作活动的独特理解（也许稍后会泛化成所有类型的社会活动，即便它们不是合作本身）。当人们构建这种类型的活动时，他们就或多或少创造了抽象的“位置”或者角色，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的。这些抽象位置形成了以角色为基础的分类，比如说一个人用来参与杀人游戏的物品，即武器（Barsalou，1983），以及更抽象的叙述者分类，比如主角、牺牲品、复仇者，等等。更进一步的推断可能是，在这些抽象位置上，人类甚至可以将关系材料放入其中，比如说，一对已婚夫妇可以在某个文化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这可能是佩恩等人（Penn et al.，2008）所强调的，尤其在区分人类思维中更重要的、更高阶的关系思维的基础。
这里的假设是，在任何情况下，构建这些需要支持合作活动的双层次认知模型，如果不是开启的话，至少也会促进人类进行更广阔、更灵活的关系思维，这些关系思维涉及的角色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现实之中，也可能存在于更高阶的关系思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