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化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是观点的表达。
——罗伯特·布兰顿，《说清楚》（Making it explicit ）
通过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大普查，梅纳德·史密斯和赛兹莫利（Maynard-Smith & Szathmary，1995）指出，生物体复杂的进化过程有八个最重大的转变，如染色体的出现、多细胞有机体的出现，以及有性繁殖的出现等。奇妙的是，每一次转变都包含两个最根本的过程：第一是每次都出现了某种相互依赖的新的合作方式：“在转变之前，个体能够独立复制自身；在转变之后，个体只有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才可以复制自身。”（p.6）第二是每次与新的合作形式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的交流形式，正因为产生了新的交流形式——“信息交换方式的改变”（p.6），新的合作形式才成为可能。
这样看来，最近一次重大转变是与言语交流有关的人类合作性社会（文化）的出现。本章的最终目标是说明这个新出现的转变，尤其是它产生的新的思维形式。不过我们不能直接从竞争性的类人猿社会一步跨到合作性的人类文明。有数千种人类文明，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整套习俗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文化和交流方式。但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习俗化、标准化或制度化；过程和内容完全无关。要想发展出这种以合作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类文明，所有人类群体之中必须存在某种东西——对于这些群体层面的文化创造过程来说是一种原始材料——即大量各种各样的合作性社会互动，这是一类其他类人猿并不具备的社会互动。这里的假设是，类人猿代表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最近的共同祖先，因此，在我们的自然历史中，需要一个中间步骤。我们需要一些早期还没有生活在一种文明之中、没有使用约定俗成的语言的人类，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比那个最近的共同祖先要更加有合作倾向。
所以，作为第一步，本章我们将假定，一些早期人类或许在某些合作狩猎情境中创造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协作形式。早期人类的新形式的合作活动在所有灵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建构某种当下的“第二人”（second-personal）的联合意图性 ，与另一个特定个体形成一种“我们”的意图，在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有其个体角色和个体视角。早期人类的新的合作交流形式——自然指示手势和手势语 （pantomiming）——让他们可以协调各自的角色，并与合作伙伴针对各种联合目标协调各自对外部情境所持的视角。其结果是，早期人类将类人猿个体意图“合作化”融入人类的个体意图，产生了新型的认知表征（观点的或符号的）、推理（社会递归的）以及自我监控（从合作者的视角来调控自己的行动）等新的形式，当将其运用到解决社会协作的具体问题中时，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
因此，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与早期人类一起出现的这种新的合作形式，然后看看早期人类用于协调合作活动的新的合作交流形式，最后讨论在这种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维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