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组织一样，那些拥有吃苦耐劳、合作和创新文化精神的社会，显然有利于发现、执行和进一步发展复杂的商业计划。同样，任何文化领域的严重缺陷都有可能减缓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通用的准则无法通过单一的方式来实施。日本社会鼓励稳定合作的方法就与挪威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领域。此外，对这些准则所作出的判断并不一定都是道德层面的。其中一些准则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含义。例如，制裁欺骗行为就对经济和道德都有好处。但是也有许多准则并不具备道德内涵。例如，一个崇尚享受当下的社会和一个追求投资未来的社会从道德层面看并没有差别，但前者往往不如后者富裕。尽管我们的重点是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但这并不是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唯一标准。例如，一个社会可能有强有力的容忍和宽恕准则，允许欺骗行为大肆扩散开来，削弱其建立大规模稳定合作的能力，从而降低经济成果，但同样的准则也可能使它成为一个温暖、友爱、和谐的社会。
记住这些后，你就可以开始分析各个社会的文化并评估其准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哈佛大学研讨会的一位与会者、非洲经济领导工作者丹尼尔·伊东加-曼盖拉（Daniel Etounga-Mangeulle）指出，尽管非洲文化千差万别，但“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制度的基础，使得撒哈拉以南的各个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28他认为太多的通用准则都站在了文化类型学错误的一面，他还强调了导致非洲文化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大人物手里，另一个是看重过去和现在而非未来的时间观：“没有对未来的动态感知，就没有规划、没有远见、没有情景假定，没有策略去影响事件的进程。”
这些准则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出现累加效应和线性效应。主体遵循文化准则进行互动，从而创造了复杂动力学。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那些相信世界是零和博弈的人和那些把世界看成是非零和博弈的人之间的互动。如果你偏向于将这个世界看作零和博弈，那么你的目标就是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蛋糕。你会将别人的收获看作你的损失，而且你的合作倾向也会很低。这样的人会投入精力去探寻更大份额的现有财富，而不是去寻找新的、更复杂的、可以创造财富的合作性活动。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崇尚零和博弈的社会里，偷窃、欺诈和腐败现象出现的概率会更高，而且大家对这类行为所持的道德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偷窃行为可能会被解释为小偷只是从财富超额的人手里“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
假设一群人中有部分人认为经济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经济是非零和博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找到合作方法创造出新财富的时候，主张零和博弈的人就会对其产生攻击，试图抢夺他们的财富份额。这种冲突会减少合作带来的回报，最终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会觉得合作不划算，变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支持者。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的态度并不是一种源自遗传的固定特性。同一个社会中，即便人们与生俱来的素质和态度完全相同，还是会出现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但在合作力低下的社会中，人们对非零和博弈主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磨殆尽，最终变成主张零和博弈的人。
研究人员在建立这些动态模型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一个临界点：一旦某个群体中的不合作者和合作者人数之比超过阈值，就很难维持大规模的合作，从而落入“贫困陷阱”。29这样的临界点意味着，历史的瞬息万变可能会将社会沿着低合作之路推入贫困陷阱，也可能将另一个拥有着同样合作倾向的社会引领上致富之路。因此，合作者和叛离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会影响社会准则的进化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文化不是一股一成不变的力量，相反，社会中的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文化也在进化——文化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又是文化的产物。30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千差万别。31 1996年，一项重大调查在许多国家同时展开，调查人员以母语询问大家：“一般来说，在跟别人打交道时，你觉得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还是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32大家的回答多种多样，着实惊人。挪威和瑞士分别有65%和60%的受调查者认为他们可以相信别人，是信任度最高的国家。而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是秘鲁和巴西，分别只有5%和3%的人认为他们可以相信别人。
信任和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高度的信任感会促进经济合作，带来繁荣，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不过这种循环也可能是恶性的，信任度低下会导致合作力低下，从而导致贫困，进而削弱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信任度并不是决定合作水平的唯一因素。举个例子，印度就认为自己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信任度比美国要高。一种解释是尽管美国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但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有尊重法治的传统，所以美国人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另一种较为悲观的解释是美国人正在依赖过去的社会资本生活，除非社会资本重建，不然信任度会持续遭到削弱。有种看法是，美国民众信任度的削弱步伐最终将赶上美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具体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剖析。
弗朗西斯·福山对为何某些文化形成的社会信任度高，而另一些文化形成的社会信任度低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得出的其中一个有些荒谬的结论是：在拥有很强的“家庭观念”的社会中，人们很难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33福山认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虽然在家庭内部建立了很强的信任纽带，但家庭以外的可信任范围往往较小。这类文化中，血缘关系是经济网络的基础，经济网络的发展规模自然就受到了限制。福山拿那些在中国、韩国和意大利占比很大的小型家族企业及跟自身大规模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小部分全球企业进行了比较。同时，那些传统家庭观念较弱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荷兰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社会技术来保护家庭外部的这种信任关系。这些社会技术包括早期建立的法律法规、自发性组织和社会组织。因此，与其他文化相比，尽管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信任纽带较弱，但人们相互信任的范围却更广。比如，像荷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拥有荷兰皇家壳牌、飞利浦及荷兰银行这样世界级的大公司，简直太了不起了。
来自世界银行的卡拉·霍夫（Korla Hoff）和印度统计研究所的阿里杰特·森（Arijit Sen）也都认为，家庭关系太过紧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34在北欧新教传统中，家庭往往被定义为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直系核心家庭，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和表亲的联系比较弱。在许多非洲和南亚国家中，家庭的范围更大，人们的家庭关系更密切，延伸到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叔祖父、叔祖母、表亲、远房表亲等。在崇尚这种数代同堂大家庭的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分享经济财富也有着非常严格的准则，富有的家庭成员被认为理应帮助贫困的家庭成员。虽然数代同堂大家庭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其乐融融的景象听起来很吸引人，同时还能带来心理或其他方面的好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制造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找到工作，为之努力，攒了一些积蓄，结果你那没用又懒惰的远房表亲来投靠你，他吃你的，住你的，靠你辛苦挣来的工资生活，就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危机。大家庭的定义引发了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了工作和积蓄所取得的回报。霍夫和森认为，大家庭不仅会在个人层面制造问题，当它的裙带关系延伸到商业和政府机构时，还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
尽管人类才刚开始探索文化在发展方面的意义，但越发清晰的一个事实是，文化必定是发展等式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指出，从1950年到1995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然而，绝大多数受援国的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35虽然帮助减轻当下严重的贫困现状至关重要，但是人们必须更多地去了解和解决根源问题。尽管文化不是唯一的根源问题，但如果继续忽视贫穷的文化基础，那么任何援助方案都注定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