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逻辑与政策
面对左、右派这样的分歧，我们该何去何从？右派认为个人责任仍然很重要，而且积极行为通常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规范也许可以解释某些行为的遗传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在道德层面无法为反社会活动找借口。同样，尽管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可能低于一般水平，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而言。
左派也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与生俱来的财富、智慧加上种族确实在解释经济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每一个单项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如果加入文化因素，出身好坏这一论点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
从政策角度看，左派和右派常用的解决方案都不理想。收入再分配并不能解决任何行为问题，不管这些行为源于基因还是文化，而且如果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注定会让许多人一辈子贫穷，所以这种方式似乎并不合适。
米勒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左、右派看待这一问题的思想框架，转而采取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立场。59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随机抽签决定的，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将出生在上东区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世家，还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有毒瘾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我们都会在知道出生地之前就设计好这个制度。
米勒认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答案是，我们会设计一个系统，将顶层的机会均等与底层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希望人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走出布朗克斯区，但同时，如果我们运气好，出生在银行世家，也不希望因此受到惩罚。重点在于帮助穷人致富，而不是从经济上惩罚富人。特别是，我们要确保布朗克斯区的学校和银行家的孩子就读的学校一样好。我们还希望确保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不存在不公平的障碍，比如种族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有对底层人的保护。尽管穷人的孩子已经在学校努力上学，但他或她还需要一些给妈妈做治疗用的康复药物，需要有人帮忙做饭、解决住房及医疗问题，以避免陷入绝境。同样，如果出生在银行世家的孩子知道即便家人运气不好导致倾家荡产，他们的生活也能有基本保障，那么他或她也许可以睡得更安稳些。
米勒把他的罗尔斯逻辑转换成了四点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是提供税收补贴，创建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大家能够从提供私人健康计划的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第二是大幅度提升教师薪资，实现公共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提升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质量，以换取工会同意实行绩效工资的措施。第三是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大交易”来推进教育改革，允许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式的竞争使教育支出与财产税脱钩，这就确保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并且提高对教育的总体投资。第四是联邦要确保大家的最低生活工资，设置最低收入标准。米勒建议可以挪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推进这些新举措。
米勒的建议也有利于唤起我们的强互惠公平意识。这些举措的实施定会给品行端正、努力工作的人带来回报，懒惰的人除外。那些运气差的人也能因这些建议举措被慷慨相待。政治家们注意到，这种强互惠的呼声使得米勒的建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