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为适合度函数的塑造者
复杂经济学不仅为公司，还为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受新古典主义启发的右派认为，帕雷托最优状态确实是自由社会最好的结果。由于市场是实现帕雷托最优的最佳机制，也是唯一的机制，所以政府的正确作用是确保市场效率。任何干预市场的政府行为所发挥的作用都应当在成本效益抵消效率损失后进行衡量，比如右派常常使用市场效率这一理由来反对环境法规。
反过来，复杂经济学也对两种类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区分。让政府参与区分、选择和扩大商业计划的政策，被认为是干涉经济进化。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日本出台产业补贴政策和保护受支持的产业，法国为支持本国国有银行对欧洲银行业的兼并采取干预措施，或者美国因为艾奥瓦州的政治重要性出台能源政策支持用玉米提取乙醇的项目。相比之下，在把商业机会的选择和扩大留给市场机制决定的同时，塑造适应性环境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进化系统的效率概念只是一时的。从复杂经济学角度看，政府法规是公司竞争所处的适应性环境的组成部分。只要市场提供了选择和扩大商业计划的机制，那么经济进化过程就会根据这些法规进行创新并适应这些法规。
如果选民告诉他们的当选代表，保护环境是社会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在职权范围内调整经济适合度函数，使之有利于环境友好型商业计划，而不是非环境友好型计划。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碳税、排污或强制性工业回收要求。在这些案例中，政府没有选择计划，而是塑造了计划取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适宜环境（例如，在一个征收碳税的世界里，低排放计划会比高排放计划更有效）。
这种将政府看作适合度函数塑造者的观点与左、右派思想格格不入。右派对效率成本相当抵触。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效率成本参数本质上是静态的，例如，如果碳税激发创新使得太阳能设备成本大幅度降低，那么经济效率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呢？相比于市场的创造力，左派更愿意相信政府的合理性，想要采取更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例如希望对所有发电厂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而不是发起排污交易。不过，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左派和右派都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然而，鉴于哈耶克指出的所有原因，我们还是得谨慎看待将政府视为适应性函数塑造者的想法。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正视自己的预测能力，合理预测政府塑造适合度函数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出现非预期后果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法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相反，这意味着政府得有意愿去做试验、收集反馈以及变换方向，但所有这些在政治层面都没那么容易。它还改变了辩论方式，将市场效率和社会目标之间陈旧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了如何调整市场进化过程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实践讨论。
复杂经济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左、右派意识形态立场的看法，而且改变了我们对左、右派各自推崇的两个主体内的看法：国家和市场。国家的经济作用是建立一个制度框架，支持不断进化的市场运作，在合作和竞争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塑造经济适合度函数使其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根据强互惠准则，国家有义务确保其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机会参与到经济体制中，并为那些没有在这一体制中取得成功的人提供基本保障。市场的经济作用是促进商业计划的发现和其差异化的产生，将经由筛选的消费者、技术和国家塑造的适合度函数和渠道资源应用于选定的、需要扩大的商业计划。问题不在于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而在于如何将国家与市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经济进化系统。
如果说复杂经济学还太年轻，那么它在国家政策方面的应用便是刚刚起步。并不是所有我在本书中讨论的研究人员都会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复杂经济学家，我引用他们的著作是因为它们完全符合复杂经济学的一般主题，同时举例说明复杂经济学的观点可能将我们引向何方。
贯穿这些实例的共同思路就是微观层面的行为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在复杂适应系统中，个体行为的规则常常会对系统的宏观性能产生深远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探究了糖域中简单的主体规则如何导致财富的分配出现极度不平等现象；在进化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主体策略如何引发主张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热潮；啤酒分销游戏中的真人行为如何导致一次次的繁荣与萧条。历史上传统经济学对微观层面的行为持一种狭隘的观点：假设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探索多样化的个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层面的结果就变得毫无意义。不过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比如文化准则、个人对于居住地和电视节目的选择以及父母的行为，可能就是产生重要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