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乌托邦和自由市场幻想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的，人类历史上只创建了两种机制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等级制度和市场。13这两种机制中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执行方式，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或另一种。即使是较平等的组织形式，比如公社和合作社，也包含某些形式的权力等级结构。14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区别在于，经济健康的最终仲裁者是市场还是等级制度。
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等级制度内都有一个商业计划的分化、选择和扩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过程发生在设置私营部门的公司中，这就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说的工作中的“看得见的手”；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过程发生在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组织机构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进化过程最终会进入到市场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一环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决定了商业计划的选择和扩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薄弱环节并不存在（或由国家主导），政府组织内部会作出商业计划选择和扩大的关键发展决策。
右派的批判观点
复杂性对意识形态分歧另一面的批判，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受新古典主义启发的右派幻想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批判。这一论点有两个关键论据。
第一，尽管复杂经济学认为市场不仅有用而且必要，但它也否定了市场的最优效率基础。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使拥有如教科书市场一般的金融市场，其运作起来也远不能达到理论效率。这意味着某些右派人士认为市场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一倾向是错误的。公平地说，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可靠性，而且学界也充满了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但复杂经济学的观点将使我们越过传统的市场失灵现象，对那些依赖传统理论常用的不现实假设的市场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
一个很小但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撤销了对电话簿查询的管制。几十年来，人们在英国只能通过拨打一个特定的国家号码查询电话号码。该服务以前由英国国有电信公司垄断，但其服务价格和质量都受政府的监督和管制。这项服务简单便捷、运作良好，而且收到的消费者投诉很少。然而，2001年，政府决定解除对该服务的管制，开放竞争。理论依据是，市场竞争会使服务价格降低，让服务更具创新性。正如预测的那样，大量新公司进入了市场，2004年该市场中有了120家公司。然而理论和现实很快就脱节了。之前只有一个号码——“192”，人人都记得。而在新市场中，人们需要面对120个相互竞争的号码，真的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么多的新数字。新号码通过抽签分配，幸运的公司分配到了容易记住的号码，比如“118”，迅速成为新崛起的垄断者，占据了大部分的流量。况且，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话号码查询费用是一笔很小的开支，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价格最低的供应商。结果就是新的容易记住的号码收费更高，收到的投诉也比原来多。再者，新号码不是真正的国家号码，法规允许电话公司自行限制哪些号码可以从他们的网络接入，因此人们从家里、办公室或用手机打电话时可能需要记住不同的号码。人类认知的现实状况和制度的设计都与传统理论的简单世界相冲突，因此市场竞争的好处并没有得到体现。15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美国加州电力市场放松管制导致了2001年严重的电力短缺以及英国铁路网因私有化耽误了大量的火车行程。但这并不是说市场是不好的，垄断才是好的，复杂经济学也广泛支持市场是经济进化的最佳机制这一观点。相反，以传统经济学过于简单化的理论为基础的右派则倾向于将市场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在每一个实例中，人类的真实理性与制度的烦琐细节都与理论不符，市场解决方法也无法为社会带来好处。
第二，在复杂经济学背景下，许多右派人士的反政府立场看起来非常幼稚。新古典理论创造了一个存在于原始自然状态下的理想经济，没有政府的干预。正是在这种理想化状态下，帕雷托最优才得以实现，并为社会创造了最大的财富。一旦税收、法规等对经济加以干涉，经济就会偏离这个理想化状态，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也会随之减少。因此，他们的目标应当是将税收和政府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样，右派认为，虽然某些基本法规可能是确保市场运作的必要前提，但法规通常具有扭曲作用，会干扰自然价格信号，并且像税收一样让经济偏离理想状态。罗纳德·里根在1986年白宫小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过一句名言：“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动，税之；恒动，规之；止动，资之。”
但是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们忘记了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进化系统是由大量的社会技术组成的，其中的许多技术依赖于政府。16基于市场的经济进化需要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而政府在保持社会的这一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如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条例、工人安全法规和证券法等社会技术都有助于促进合作、增进信任，反垄断法规则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竞争水平。
美国的右派人士经常指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实际上将政府定位为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者的关键策划者是一位共和党人，也就是另一个罗斯福——泰迪。17在1901年至1909年期间，泰迪进行的改革发生在从破坏洛克菲勒和摩根之间的信任到颁布第一份食品安全条例等领域，为20世纪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人们只要到政府机构软弱无力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去走走，就会看到没有政府干预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当政府不能发挥干预作用时，经济就会陷入低合作、低竞争的死胡同。并非所有的政府法规都是好的，有些规章可能是愚蠢而又多余的。然而，“政府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方法”的右派言论忽视了政府机构在支持经济系统有效进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