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和阿克斯特尔对模拟过程中糖域群体的各种数据进行了收集和追踪。
他们追踪的其中一个变量是行为主体的财富，即某个时间点上行为主体储蓄账户里糖的数值。在每一个阶段，研究者都会找出最富有的行为主体（比如其财富值为100），然后将最富有与最贫困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距分为10个数值段，比如，0～10、11～20、21～30，等等。接下来，他们会计算在每一个数值段里有多少位行为主体（有两位行为主体的财富值为0～10，六位为11～20等）。从这个直方图中，爱泼斯坦和阿克斯特尔得到了一些关于财富随着时间变化的有趣发现（见图4-3）。在模拟实验的开始，糖域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财富分布十分均匀，钟形曲线上只有少数几位行为主体极其富有，少数几位极其贫困，中产阶级占了大多数。此外，最富有者与最贫困者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图4-3 糖域中财富分布的进化
资料来源：爱泼斯坦和阿克斯特尔（1996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当行为主体在两个糖山集合时，整个糖域的平均财富增加了，但财富的分配却出现了偏态分布，即出现了一些超级富裕的行为主体，一大群雅皮士行为主体，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缩小，而贫困行为主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如图所示，坐标轴的规模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最初最富有的行为主体只有30个糖单元，但在最后，最富有的行为主体有270个糖单元。
在第2章中，我们简要讨论了19世纪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工作。除了发展“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还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极大的兴趣。1895年，他收集了多个国家国民的收入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制作成了一个分布曲线图，即“帕累托分布”。帕累托分布并不是一个钟形的正常分布，其主要是指许多人位于财富分布的最底端，中产阶级十分广泛，少数人超级富有。帕累托分布也是80/20原则的出处，意指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已经证实，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大致符合帕累托分布，并且这个结果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情况的相符程度非常高。可以说，简单糖域模型中的财富分布如实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帕累托分布。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何在糖域中都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糖域这个可控的世界里，验证各种假设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首先我们可能会问，这是自然现象吗？它是否与参与者的基因遗传有关？是不是所有具有良好视力和缓慢新陈代谢的行为主体都获得了较多的财富？答案是否定的。基因遗传在设定时是均匀随机分布的。如果财富与糖域里的基因遗传有关，那么财富的分布应该十分平均才是，即富有者、中产者和贫困者的数量应该大致相同。其次，有人可能会问，这是由于行为主体的出生环境所导致的吗？换言之，是否所有出生在糖山之巅的行为主体都能够获得大部分财富，而出生在贫瘠之地的行为主体会一直贫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同基因遗传一样，行为主体的出生地也是均匀随机的，因此，如果这是决定行为主体最终经济阶层的原因，那么他们在各阶层的分布也应该是均匀的。但为何从最初的随机条件开始，最后得到的却是财富的偏态分布呢？
答案是，本质上说是“因为所有因素”。偏态分布体现了系统的涌现特性(8)，这是行为主体群体的集体微观行为所涌现出来的宏观行为。物理景观、行为主体的基因遗传、他们“出生”的地点、遵守的规则、彼此之间互动的动力以及最重要的运气，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导致了财富偏态分布的涌现结果。为了弄清其中的原理，我们可以假设行为主体1和行为主体2都具有中等的基因遗传，并且都出生在中等糖量的地区。在出生之时，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机会是相等的。但行为主体1在进行生命中的第一次移动时，他向各个方向都看了看，发现其他行为主体已经占领了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方格。于是他向着北方出发，一路吃糖。很偶然的情况下，北方指向的是一座糖山的中心地带，并且同样很偶然的是，那里的行为主体很少。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中，行为主体1尽最大可能大饱口福，累积了大量储蓄，直到其他行为主体发现这个区域并进入。然而，正是这个最初的黄金时间段使得行为主体1的财富远远高于平均值，并且让他作为最先进入糖山的行为主体之一留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行为主体2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第一次移动的时候，他选择了向南，那是一片贫瘠之地。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其他行为主体已经占领了富饶的北方地区，这让他无法在几个回合内就回到富庶之地。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储蓄不断减少，离平均值越来越远。当他找到去往更加富庶区域的道路时，那个区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他很少有机会发现没被占领的牧场。
行为主体2存活了下来，但是随着游戏的继续，他与具有同样禀赋的行为主体1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即便行为主体具有同样的初始禀赋，早期微小的偶发事件也会随着游戏的推进被放大，最终造成两位行为主体截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结局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横向不平等，这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是被严格禁止的。在传统经济学的均衡世界里，具有同样能力、偏好和禀赋的人们最终应该获得同等水平的财富值，如果出现了差距，那就是随机分布的噪声。但在糖域这个非均衡世界里，横向不平等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值得一提的，行为主体1和行为主体2之间的结果差异不仅仅是由于系统的随机性（因此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噪声）。随机性起到了让行为主体选择不同的道路的作用，但游戏的动态使得道路与道路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结果的偏态程度也就比随机因素单独导致的更加严重。
为了弄清动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可以假设行为主体1的基因相对更优，或者出生地点的情况相对更好，那么他就能走得更快、更远。同样，假设行为主体2的初始禀赋稍差，他每况愈下的程度更加严重，这就很有可能导致他食不果腹。这样一来，个体能力、出生环境以及个体命运的迂回曲折，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为每一位行为主体的模拟人生创造出了独特的道路。关键之处在于，某一个时间点上的小小区别（比如在某处的幸运或倒霉际遇）就会导致道路尽头结局的重大差别。这些小小区别的加速会让一些行为主体变得富有，让另一些行为主体变得潦倒。此处可以想象一下模拟开始时我们提到的钟形曲线，现在可以将曲线两端的尾部向外拉伸。右边的尾部延伸至将一些超级富豪包含在内，而中产部分凸起的形状会收缩。当我们伸展左边（贫困）的尾部，又不能让他们的储蓄比糖值为零更低（在零的时候行为主体就会死掉），这样一来这部分的尾部就会被砍掉。延伸的、被砍掉的分布会让我们得到图4-3底部的结果。
所有这些意味着哪怕是在糖域中，也不存在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简单因果关系。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因素的集结。哪怕是在糖域这样高度简化的世界里，找到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非易事。爱泼斯坦和阿克斯特尔指出，糖域太过简单，以至于无法得出关于现实世界贫穷和不平等的具体结论。但模型显示，单一维度的观点——无论是左派观点（例如，贫困是由于富人剥削穷人）还是右派观点（例如，如果你很穷，那肯定是因为你愚蠢或者懒惰，或者又蠢又懒）都有可能是错误的，并且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系统地解决问题。复杂经济学家超越了糖域的简单世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中的不平等，我们将在第18章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