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曾提到过历史上经济学曾被两大问题困扰：一是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二是财富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在亚当·斯密的古典时期以及萨缪尔森和阿罗的19世纪中叶，第一个问题被第二个问题掩盖了。瓦尔拉斯、杰维斯以及帕累托的模型都是从一些假定条件开始的，即经济已经存在，生产者拥有资源，消费者拥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些模型里，关键问题变成了如何通过为每个人提供最大利益的方式，分配已经存在的有限资源。为何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物理学中引用的数学均衡方程式在回答分配问题上是极为理想的，但要想将它运用到增长方面会十分困难。在定义上来说，均衡系统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增长则意味着变化和动态。
意识到均衡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的是约瑟夫·熊彼特，他通常被说成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但他其实出生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65熊彼特因为穿着马靴去哈佛大学教师会议、穿着正式的晚礼服出席家里的晚餐而变得人人皆知，他还因宣传自己的人生三大目标而出名：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欧洲最伟大的马术师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或许会说，可惜自己没能达成第二个目标。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熊彼特认同新古典主义同侪的均衡概念，但他不相信这是回答增长问题的正确框架。新古典主义关于生产的观点是静态的。他们假定公司拥有固定的技术和产品组合，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计算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品数量。但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不仅是指增加已有产品的数量，还与创新相关：“将车厢连续相加，加多少都可以，但你永远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一辆货车。”66用第1章中给出的术语来说，熊彼特希望解释的是库存单位增长以及数量增加。
新古典主义者倾向于将创新看作外部的、外生性的因素，认为它是影响经济的一种随机变量——就像天气，认为它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然而，熊彼特却认为，我们必须将创新看作一种经济内部的、内因性的因素，并且这对于理解经济是非常关键的。他坚持主张，为了实现增长，必须由“经济系统内部的能量来源打破将要达到的均衡状态”。67对于熊彼特而言，这种能量的来源就是创业者，他几乎是用英雄主义的笔触来描写他们的。在熊彼特看来，技术进步因一系列随机的发明而产生。然而，新技术的商业化却面临许多障碍，包括从融资需求到旧习惯和旧思想的阻碍。因此，就像水坝后面的水一样，发明的随机雨水会逐渐积蓄起来。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创业者扮演着大坝破坏者的角色，是他们将创新之洪泻入市场的。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就会出现增长，但这并不像平稳的溪流，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破坏性的创新风暴”。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财富的起源归功于各位创业者历史性的努力。在熊彼特的理论里，财富的起源是经过理查德·阿克赖特、亨利·福特、爱迪生和乔布斯这样的人战胜种种困难，将时代的技术转化为成功的商业企业而产生的。
熊彼特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和历史的理论，它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尽管熊彼特理论的言辞丰富性使得它在今天仍能引起共鸣，但他从未成功地将其转变成严谨的数学语言。这就意味着，他的理念永远不可能与数学式的新古典主义的框架达成和解——这是最终限制了熊彼特理念影响力的不足之处。68缺乏数学方法也使得增长理论在随后的40年里始终停滞不前，直到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出现。
索洛出生于布鲁克林，他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70索洛并没有被熊彼特的缺乏数学敏锐性所困扰，他试图将增长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碗中球的可预测性调和在一起。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发表演讲时，索洛描述了他发展理论的动机。71关于增长的早期数学工作被过度简单化了，它假定资本的产出是恒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工具、机器和装备等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是恒定不变的。这种假设明显是不现实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技术的变革将会极大地提升资本的产出——拖拉机的产出要远远高于牛拉犁的产出。索洛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对这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解读。熊彼特将创新看作打破均衡的力量，而索洛则希望用一种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致的方式来解读创新，并维持经济的均衡。
增长和均衡听起来并不像一对可以兼容的概念，碗中球所处的系统并不是增长的。然而，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标志性论文中，索洛将两个概念协调在了一起——索洛将经济视为一种动态均衡，或者说是他所谓的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72请想象有一场马戏表演，一位勇敢的演员在高空钢丝上踩单车。为了保持平衡并且不从钢丝上掉下去，演员手里会拿一根长长的横向木杆。虽然演员在钢丝上骑车是运动着的，但在每一个时间点上，这位骑手都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同样，索洛将经济看作均衡中的平衡，哪怕它处于不断增长中。他在模型中提出有两个关键的变量是外生性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革新率，这两个变量驱动了经济增长（你可以将它们看作高空钢丝骑手作用于单车踏板的力量）。随后，索洛表明，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例如储蓄率和经济中的总资本量，将根据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自动地进行平衡，就像马戏演员不断地移动木杆来保持平衡。在索洛的模型里，平衡单车骑手的角色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扮演的，即便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它们也在努力地使一切维持在帕累托最优均衡的状态。
索洛的模型与亚当·斯密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即尽管人口增长或许能够增加国家的总财富，但只有提高生产力才能提高国家的人均财富——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本，而在于这些资本的生产力有多高。在索洛看来，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技术。索洛的模式意味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不是因为拥有自然资源，或者拥有天上掉下的资本而变得富有的。它们变得富有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即技术的改进提升了资本的生产力，这又会提高储蓄水平，继而增加投资资本。如果没有技术的提升，资本只会根据人口数量的情况按比例增长，而人均财富值只会保持不变。1956年距离“知识经济”一词变得流行还有很久，但罗伯特·索洛已经发现了它。
索洛的工作使得人们对于增长这个主题重新燃起了兴趣。很快，在他提出的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的版本。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为首的一群研究者越来越不满意索洛模型提出的“增长的真正驱动者——技术是外生性的”这一说法，这就跟熊彼特在50年前受到的挫折一样——当时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也是外生性的。74罗默认为增长的“能量”应该被看作经济的内在因素，1990年，罗默发表了一篇论文，启动了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75
索洛没有将增长的能量源泉定义为创业者的英雄主义，而是定义为技术的特性。他指出，技术对于增加具有一种累计的、加速的特性。我们知道得越多，现存的人类知识的基础就越大，并且从下一个发明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多。知识被经济学家称作一种沉浸回报现象。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18世纪，雅克·杜尔哥指出，大部分生产过程表现出了收益递减的相反特性。对于大多数的生产过程来说，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随着投入资源的不断增加，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罗默认为，在生产技术的情况中（比如我们可以将研发当作生产技术的一个环节），这个逻辑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知识上的投入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累积，收益就会越来越高。今天，人们在微芯片和生物技术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比1900年在蒸汽机和电报机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要高。罗默在他的模型中创建了一种积极的反馈、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里，在技术上投入得越多，一个社会就会越富有，未来在技术上的投资收益也就越高，结果就是无限的、指数级的增长。在技术投资上不断增加的回报将赋予经济增长的脚踏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