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边际主义者奠定的基础上，伟大经济学家的先贤祠整合建立起来了。在世纪之交，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杰文斯关于单个独立市场的模型（部分均衡）与瓦尔拉斯关于多个关联市场的模型（一般均衡）联系在了一起。马歇尔首创了交叉供求曲线图，此后，这个曲线图就一直在给经济学系的学生们带来难题。20世纪30年代，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他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杰文斯的专属教授）在其作品《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中将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帕累托的成果综合为一套连贯的理论。20世纪中期，欧洲陷入战争，创新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在那里，一代美国人以及由希特勒制造的欧洲难民创造了经济学理论的现代核心，即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为卓越的人物。
萨缪尔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童。60 1941年，他26岁，他在当年完成了《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这是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完成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采用了希克斯的综合理论，并加上自己的创新，将之转化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数学理论，这后来成了市场运作的标准模型。61萨缪尔森的突破性贡献在于解决了一个自边沁时期起就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当时效用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它仍是一个不可观测、不可度量的神秘变量。帕累托和希克斯提出，“尤特尔”是计算效用的固定单位（就像千克或瓦特），并且认为效用只有在相对情形中才有意义，就好比“对我而言，那个苹果的效用是橘子的两倍”。但这依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计算相对效用。萨缪尔森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窥探他人的脑袋而直接计算效用，人们作出的选择会揭示他们的意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假定人们在行为中会表现出逻辑和一致性。比如，你让某人在苹果和橘子中作出选择，他选择了苹果，那么就可以预测如果要在苹果、橘子和香蕉中作选择，他不会选择橘子。按照逻辑来说，他应该依然喜欢苹果胜过橘子，所以他会选择苹果或者香蕉。尽管这个结果无法让我们得出“一个苹果的尤特尔是橘子尤特尔的两倍”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中的主人公“喜欢苹果胜过橘子”。萨缪尔森认为，这个简单的论断足以建立一个需求侧的理论，因此他用一套关于人们偏好排序的、基础的、逻辑学的规则替代了效用理论。这些规则后来成了传统经济学消费行为理论的基础，以及“人们在作经济选择时是理性的”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撑。62
比萨缪尔森年纪稍小的肯尼斯·阿罗同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数学才能。阿罗为经济学领域作出了许多基础性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同法国经济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在1954年证明的理论。阿罗和德布鲁将瓦尔拉斯关于一般均衡的理念与帕累托关于最优的理念用一种一般性的方法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关于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理论。他们的理论表明，经济体中的所有市场都能够自动协调出一套价格，那就是经济整体的帕累托最优，这种现象哪怕在市场存在不稳定性的时候也会发生（瓦尔拉斯在他的模型中规定一切都是确定的）。63这种自动协调的产生是由于市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某些产品可以成为其他产品的替代品，比如咖啡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可以转而选择茶，以及有些商品是与其他商品一起消费的互补品（例如，汽油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高耗油的大型汽车的需求）。阿罗和德布鲁表明，价格就像神经系统，负责在整个经济体中传递供应和需求的信号。信奉利己主义的人们会根据信号作出反应，不可避免地驱使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均衡点——“看不见的手”真的是威力十足。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最惊人的成就或许就在于，这个极其有力的结果是基于少数几个公理建立起来的。其中的部分假设毫无争议，例如你不能进行负劳动或负消费。然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假设则存在更多令人质疑的地方。例如，该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每一种商品，未来市场里存在着每一种商品和服务，每个人在作计算决策的时候都极其理性并且了解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状况。在瓦尔拉斯最初的模型中，这些假设被当作必要的简化条件，细节要另行讨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一套简单的公理作为起始点，然后严格地用数学方法得出一套通用的结果：在竞争市场中运作的理性利己主义将驱使经济达到最优点。1954年，在这套理论发表的时候，它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重大突破。在冷战高峰时期，它最终在政治领域被误读成了资本主义市场优于社会主义市场的证据。64可以肯定的是，阿罗和德布鲁的理论是经济高度简化的影像，它缺乏真实世界的特征，例如垄断性产业、工人联合会、政府监管、税收等，但它的政治信息却很清晰。在没有扭曲和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越接近完美市场竞争的理性状态，就越接近最优均衡。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基本完整的理论，这种理论从关于个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公理假设出发，呈现了关于市场和经济学的全面结论。经济学家将这些自下而上的、关于个人和市场的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在此期间，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有很多。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学家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为何存在失业，是什么导致了商业的循环以及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讨论这些内容，但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芝加哥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员），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开始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上，诸如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最优均衡之类的概念也成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