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拉斯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穷尽物理学教科书来寻找灵感的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于1835年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富裕的工人家庭，他在11个孩子中排行第9。49跟瓦尔拉斯一样，他也是大器晚成。杰文斯大学肄业，在他20岁到30岁期间恰逢澳大利亚淘金热，他在悉尼的铸币厂当了一名试金员。然而，他的脑子很灵活，对铁路非常着迷，试图在业余时间里为铁路经济学建造一个数学模型。这段经历让他深信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数学科学。后来杰文斯决定返回英国，学习经济学，取得学位。同瓦尔拉斯一样，杰文斯肩负着一种使命——“定义人类知识的基础”，以及“在合理的基础上重塑（经济学）科学”。
1867年，两位卓越的英国科学家威廉·汤姆森爵士（Sir William Thomson）及皮特·格思里·泰特（Peter Guthrie Tait）合著了一本名为《自然哲学论》（Treatise on Natural Philosophy）的教科书，它集合了当时能量物理学方面的最新发现。51杰文斯就是这本书的狂热读者之一。在汤姆森和泰特的书中，杰文斯发现了由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发明的用于描述万有引力、磁力和电力的新理论——“力场”。比如，一个质量块（如太阳）会产生一个引力场，将其他物品吸引到它身边。质量块越大，它的引力场越强。杰文斯认为人的利己主义就像一个引力场：52“效用只有在一个人想要某样东西，而某样东西被他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就好像某种物质所产生的引力不仅取决于物质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周边物质的质量以及双方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因此，效用是指希望得到某物的人以及被需要的某物之间的吸引力。”53
杰文斯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沿用了边沁提出的效用概念以及戈森提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并使用从场理论中进化而来的方程式来将他们的理念从哲学概念转化为数学模型。54简而言之，杰文斯希望能使人类行为像万有引力一样可以预测。为了预测物体在引力场中的运动方式，有两件事是必须知道的：引力作用的方向以及物体运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的方向。回到之前的案例，如果我们将球放入碗里，重力会使球向下运动，而碗的内壁会阻止球的运动。如果我们知道“向下”是指什么方向以及碗的阻力的方向，就能预测出球将停留在何处。同样，如果我们知道引力的吸引方向以及阻碍运动的钟摆长度，我们就能预测出钟摆的均衡点。在杰文斯的概念中，利己主义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万有引力的力量，它会将我们吸引到幸福或效用最大化的地方。但人们也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这为我们的行为增添了阻力。窍门在于找到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组合，能够在有限资源的阻碍下，实现幸福最大化，就像瓦尔拉斯提出的模型一样，我们通过交易来实现这种状态。
假设经济中只有两种商品：酒和奶酪。通常情况下，我喜欢酒胜过奶酪，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某个时刻我会觉得自己拥有的酒足够多了，那时我更希望要一些奶酪而不是一杯酒。相反，你通常喜欢奶酪胜过酒，但在某个时刻，你会更愿意要酒而非奶酪。我们假设，市场中的酒和奶酪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我们随机分配到了这两样东西。跟瓦尔拉斯的模型一样，我们不可能正好获得与自身效用相符的数量，于是我们就会进行交易，直到每个人都获得数量最满意的酒和奶酪。
杰文斯的持久贡献在于将经济学的选择问题描述为有限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的练习。也就是说，在可用数量的前提下，消费者要计算出能够实现个人最大幸福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在杰文斯看来，个人效用的差异创造出了一种潜在的交易能量。他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写到：“价值的概念之于科学，就相当于能量的概念之于数学。”55就像碗中的球在碗壁的阻碍下寻求最低的能量状态一样，人类也会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寻求最大的幸福状态，并通过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