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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都未能改革福利制度。历史学家说，等他总统任期结束时，福利开支高出其初任总统时。1996年，比尔·克林顿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一同努力，终结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该项计划将福利金的领取年限严格限制在5年之内，还增加了工作要求。当“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在“大萧条”时期首次实施、联邦政府开始关注社会福利以来，这是社会福利进行的最大变化。这种“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变化产生了直接且戏剧性的效果。领取福利金的人数剧降。福利总支出减少了，最终里根赢了。美国采纳了他的方式来解决福利问题，便奏效了。但真的奏效了吗？
保守派坚信，里根是正确的，因为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下降了。但是，不再领取的人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找到工作了吗？他们真的像保守派所说的，突然之间就成了有用的社会成员吗？无人知道。2013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了一项调查结果，不但惊人，也令人泄气。这则新闻让人们开始关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数下降了，但同时领取社会伤残保障金的人数上升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官网上可以看到两张线状图。一张是关于领取福利金的家庭数量，形似滑雪道，向右渐低，反映当今的领取人数下降了，另一张是关于领取社会伤残保障金的低收入者的数量。第二张看起来和第一张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这里下行的线条在那里是上行，整条曲线都是这样。它们看起来不仅相似，而且完全一样。
这些原本领取福利金的人怎么样了？他们不再领取福利金之后，似乎很多人都跑去领取伤残保障金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在亚拉巴马州黑尔堡，“每4个劳动适龄人口中，就有1个正在领取伤残保障金”。我们并没有解决社会福利的问题，它还会出现。我们只是把许多人从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福利计划转移到另一个关注度较低的社会福利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情况其实没什么改变，只不过发放表格的机构名称变了而已。2014年，政府报告称，联邦政府给予伤残儿童家庭的补助首次超过了社会福利金。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确实发生了改变，并且是极其不幸的改变。我们已经无法让政府福利去满足人们真实的需求。让一位失业的非伤残人士去领取伤残保障金，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无法自理、需要帮助的话，应该让他们去领取社会福利金。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可现在我们用另一个毫无意义的制度将之替代。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说，伤残人士的划分标准十分随意。这位高血压患者有可能会被划分为伤残人士，而另一位高血压患者却不会。有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没有得到救助，而有些人得到的救助并不是自己需要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将领取福利金的人看作人，而是看作潜在的骗子。正如迈克尔·邦·彼得森所说的，我们所有的反应，包括强烈的同理心，都受此影响。
数十年来，美国都在就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辩论，终于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正如政治人物所说，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知的那种政策了。但结果呢？替代的制度可能更糟糕。这表明，关于福利政策的所有喧嚣、争吵就是一整出做样子的游戏罢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滥用社会福利的象征人物琳达·泰勒从来都不具有代表性，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对于这位“福利女王”的新闻反应过激，从而无法客观看待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导致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建立在偏见之上的。
弗蕾达·柯奇韦原以为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美国人能够感受千里之外、身处战争之中的朝鲜人民的体会。安东尼·刘易斯原以为杰拉尔德·福特能够感知深受其政策影响的那些人的苦难。柯奇韦和刘易斯都以为人们自然应该同情他人。但是，当人们听从本能时，往往不会同情他人。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新闻消息的反应都是出自本能。我们不会像一位听教授讲课的博士生那样去关注新闻。我们不做笔记，不认真思考，只是反应而已，而这种反应通常不会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