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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前的1968—1980年，他正在公开竞选总统职务。他不断发现，当开始谈论社会福利时，总是能与观众建立起联系。他便经常谈论这个议题，并将之作为1976年与福特竞争时的主要话题之一。
如果你来自火星，你可能会推测，里根之所以经常提及社会福利是出于对穷人的关心，但其实并非如此。在美国，我们不会因同情不幸的人而讨论福利问题。之所以讨论，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出了问题。
表面看来，里根专注于社会福利，听众们积极反应，似乎很奇怪。这里提到的社会福利是指直接向穷人支付现金，坦白讲，这花不了纳税人多少钱，在联邦政府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都很小，不超过3%。1970年，对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实施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每年花费联邦纳税人约50亿美元。而五角大楼每年的研发预算一项就高达70亿美元，总预算为830亿美元。你还认为里根专注社会福利吗？
但是，里根并不是无事生非，随意发明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福利金领取人数呈爆炸式增长。在加利福尼亚领取“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补贴的人，1963年为37.5万人，1967年增长到76.9万人，1969年则达约115万人，1970年又增加为156.6万人。里根成为州长之后，抱怨领取人数以每月4万人的趋势增加着。这种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是这样，美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一样的情况。1967—1973年，就美国全国范围来说，许多州的福利金领取人数是原来的3~4倍之多。这很奇怪。在那84个月的时期内，经济大多时候都运转极好。85个月中只有13个月，美国的经济没有增长，但全国各地的福利金领取人数一直在增长，不管失业率是历史上最低（低于3%），还是失业率上涨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困惑不解。这种激增颠覆了他们对于社会福利的幼稚观点：只有当失业率上升时，领取福利金的人数才会上升。但他们错了。
那么，人数为什么会上升呢？里根的答案是，大量的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人也在申请福利金，并且领取到了。
滥领福利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位芝加哥的黑种人妇女，名叫琳达·泰勒（Linda Taylor）。里根让她出了名，说：“她用80个名字、30个住址、15个电话号码去申领食品救济券、社会保险金，代替4位已故的丈夫领取退伍军人福利金，此外还有自己的福利金。她这些免纳税的现金收入每年就有15万美元。”一位新闻记者说，当里根说到她每年盗领的金额时，观众们总会惊讶地倒抽气。然后，里根再说些细节真相，比如，那个女人拥有三辆汽车，其中有一辆新的卡迪拉克。不难想象听众们会做何反应。琳达·泰勒是典型的“福利女王”。
自由主义者抱怨，里根又一次搞错了事实。其实，搞错事实的是他们。2013年调查发现，里根可能还低估了琳达·泰勒的罪行。她还犯了绑架罪，或许还有谋杀罪。并且，第一个用被自由主义者鄙视的绰号“福利女王”来叫她的不是里根，而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该报刊登了一系列报道，曝光了她很多罪行。她最终遭到了逮捕、审判和囚禁。
琳达·泰勒就像好莱坞电影里十恶不赦的坏人，但她本身很有魅力。有意思的是，她的例子无关大局。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用证据证明像她一样的骗子大规模地利用福利制度、影响预算。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接受社会福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真正需要的人：母亲，儿童和老人。宾夕法尼亚州福利金领取人数和加利福尼亚一样都呈爆炸式增长。审计发现，只有4%的领取者不满足申领条件。
那么，为什么福利金领取人数暴涨？虽然不能称作一个谜，但因为涉及多个关键因素，所以该问题非常复杂。其一，南方的穷人向北迁移，聚居在城市里，改变了这些城市的人口构成。在纽约市，中产阶级的白种人迁往郊区之后，穷苦的黑种人和波多黎各人搬进了他们留下的街区。穷人越多，福利需求就越多。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城市10%的人都在领取救济金呢。另一个原因就是争取社会福利的运动。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的穷人们，受到像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活动的鼓舞，开始要求提高生活标准。在华盛顿特区，争取福利的抗议人士占领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在纽约，他们开始要求对成千上万起的申领失败案例进行听证。他们的抗议活动导致了福利金数额和人数的增加。一项详尽的调查显示，这种现象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吓坏了市长们，他们便鼓励穷人申领救济金以减少积聚的社会压力，其实也是就收买穷人。
总体来说，领取福利金的人数增加，不是因为有人作弊了，而是因为大量的人需要社会福利服务。即使是政治人物收买的那些人，他们的福利需求也是正当合法的。在美国，这样的人大量存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对美国繁荣的假象是一种挑战。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1967—1973年，这个事实突然浮出水面，清晰可见。
自由主义者对申领人数暴涨的反应是拿经济因素当替罪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错了。里根的反应是，指责有人有欺骗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也错了，但公众认为他完全正确。为什么会这样？
常见的一个答案是：种族歧视。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太显而易见的原因了，几乎不用特意提及。要不然，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人们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猛烈抨击呢？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出版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在1965年竞选纽约市市长时，称领取福利金的人为懒人，说他们“不工作便一事无成”。让巴克利候选不是明摆着是为了吸引种族主义者吗？自由共和党人约翰·林德塞（John Lindsey）一举成功当选这座“大苹果”纽约的市长，但第三党派候选人巴克利赢得了白种人社区高达30%的选票。他的竞选伙伴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专利和纳税人组织的领导者。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竞选总统时，大力谴责福利制度。他称，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拿着食品接济券去买上等牛排，这些人懒惰的背后当然是种族歧视在作祟。
但是，这个常见的答案是正确答案吗？白种人之所以将社会福利与懒惰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吗？第三章中提及的社会学家米歇尔·邦·彼得森研究了由绝大多数白种人构成的、人口结构较为单一的丹麦社会如何看待社会福利。他惊奇地发现，丹麦人也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说领取福利的人都很懒。一旦认为穷人其实就是懒人，丹麦人就说不出他们别的特点了。“嘿，你是个骗子吗？”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事实上，怀疑领取福利金的人都是懒人，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不只是美国人认为穷人遭受的穷苦只能怪他们自己。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观点虽然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但其实可能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类习惯上怀疑那些社区福利的受惠人都是懒人。不管有着多么强烈的意识形态，丝毫无损人们抱着这种心理。丹麦人十分相信抽象意义上的福利制度。丹麦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不管职业道德如何，每一个人都值得得到政府救助。但当问问丹麦人关于穷人的一些具体故事，彼得森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美国人一样。（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否认很多美国人仇视福利制度的原因是种族歧视。大多数领取福利的人都是黑种人，这种错误想法影响了很多白种人的态度。）
彼得森的调查表明，人类天生怀疑穷人，这也不用大惊小怪。进化的压力偏爱同理心，因为在石器时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不走运，但你必须一直警惕那些自称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在假装，或许事实上并不需要帮助。他们可能只是在犯懒。没有这种怀疑心，同理心不可能得到进化。不然，还可能是什么呢？如果生存所需的就只是求助于邻居，进化肯定会无情地偏爱那些“寄生虫”，除非这些“寄生虫”的人数超出了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因此，同理心的另一面必须是天生的怀疑能力。每当一个人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必须已经确定那个人值得去帮。
怀疑态度并没有错。在石器时代的小群体中是有意义的，在现代世界中却失去了意义。在石器时代，你想帮助他人是因为你哪天可能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人生充满了风险。对邻居抱着同理心可以降低风险。如果外出打猎失败了，你可以向邻居要一些肉，这里暗含了一种共识：如果将来他们外出打猎没有捕到任何猎物，他们也会向你要些肉。这就是典型的“以礼还礼”心理。人类过去大多数利他行为的背后都是因为这种心理（现在仍然如此），但以礼还礼不能支撑起现代世界的福利制度。我们将人们纳入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为了期待将来哪天当自己不走运时，他们会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运行一个涉及数百万人的大型制度，是行不通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石器时代，人们评判他人运用的道德范畴不适合现代世界，将懒人和不幸的人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在我们现代世界里，这样做有意义吗？那些人之所以领取社会福利，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瑕疵吗？有些人可能是的，但更大的可能性难道不是这些人迫于处境而不得不去申领福利吗？比如儿童们最终领取福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瑕疵。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儿童，甚至他们的父母可能也因此去领取社会福利金。他们这样可能是因为受到种族歧视，也可能是因为无法接受教育。
大脑的设计方式会让我们从道德上评价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但在经济衰退时，个人的道德就是不相干的因素了。如果经济糟糕，每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就像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那样，不管多么努力，你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情形之下，该为自己处境负责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环境本身，否则就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即我们在评判他人时运用的标准与自我评判时不同。当采取某项行动时，我们通常会认为那是对自我处境的反应。但是，如果别人采取了某项行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人品问题。当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幸。当总统为自己的各种不法行为推脱责任时，就会这样。他们对自己说，是情势所迫，他们才行为不端的。那如果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呢？那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问题。于是，当看到看起来身体健康的人在排队领取福利金时，我们马上会想，“他们一定很懒”。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他们遭遇了不幸，而是把他们看作骗子。
现代世界中成功的是哪些人？是有能力的人。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拥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那些人。他们的品德与成功没有多大关系。大量的扰乱社会、不道德的人在现代世界都取得了成功。想想华尔街上创办着商业帝国的巨头们。所有这些人都品德都非常好吗？不可能。我们从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并没有。报纸上一条又一条的新闻，讲述商人利用自己的同胞来赚取数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美元，将购房之后、付不起按揭的穷人抵押的不值钱物品卖给投资者。在按揭市场崩溃之后，这批华尔街奇才又转头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了这些房产，从中赚取数百万、数十亿美元。这些巨头不太可能会领取福利金。但那些领取人呢？他们沦落到那步田地，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在现代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技能，或许连基本的识字能力都没有。那样的话，拒绝给他们发放福利金似乎很残忍。用50万年前适用于狩猎采集者群体的品格来评判今天的穷人，毫无道理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