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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错误(2)

2020年7月11日  来源:政治动物——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 作者:[美]里克·申克曼 提供人:kangtao76......

2.

1976年,在里根和福特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党内初选期间,福特造访了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福特在这次访问中一败涂地。当会见墨西哥裔美国人时,他们邀请他吃墨西哥“达玛尔”。福特一把拿住“达玛尔”就咬了下去,嚼了嚼便下咽了。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吃过的人都知道,墨西哥“达玛尔”外面有一层玉米壳,吃之前,需要剥开。可福特不知道这些。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副这个小插曲的照片,并配文道:“得克萨斯州竞选活动:福特总统昨天访问阿拉莫时受邀品尝墨西哥‘达玛尔’。他吃了一口之后,便被拦下了,因为当地人得帮他剥下玉米壳。墨西哥‘达玛尔’外面都有一层玉米壳作为包装,不可食用。”福特在共和党党内提名竞选中艰难地战胜了里根,却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吉米·卡特。大选过后,当被问及在1976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学到了什么时,他冷冷地答道:“墨西哥‘达玛尔’一定要剥皮。”

回头再看这件事,很容易对福特冷嘲热讽。他吃墨西哥“达玛尔”的目的是想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群建立一种他实际上并不拥有的联系。那是一种表现假同情的行为,政治人物都会这样。为了赢得亚裔的选票,他们会去唐人街吃炒饭;为了赢得犹太人的支持,他们会去纽约市东村的摩西烘焙店吃一口巴布卡蛋糕;为了赢得爱尔兰裔的选票,他们便躲进一家波士顿酒吧,灌下一杯吉尼斯黑啤酒。人们,像大多数新闻记者一样,很容易会将他们对这些不同民族社区的突袭仅仅看作赤裸裸的操纵行为。但研究表明,不管政治人物自己能否意识到,这种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选民们吃着墨西哥“达玛尔”时,政客也亲自吃一个,很可能会激起一种常见的同理心现象。当两个人做同样的行为时,他们会有种团结一致的感觉,瞬间会分泌出后叶催产素。这是我们打破与他人之间隔阂的一种方式。看着别人吃墨西哥“达玛尔”,挺无聊的。但你与他们一起吃呢?一种亲密关系由此建立,因为我们都喜欢模仿别人,也喜欢别人模仿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当与爱喝酒的朋友们出去时,滴酒不沾的人会被冷落在一旁。我们需要与朋友做同样的事情,从而与他们建立某种联系。当福特与当地人一起吃墨西哥“达玛尔”时,他不是在做出同情的姿态,而是每吃一口,同理心的感受力便越强。

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是某一种进化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重复别人的行为来感受他们的感受。你若想知道当你的朋友看到毯子上的呕吐物会有何感想的话,你自己并不需要去看这些呕吐物,只需要看着你朋友,然后做出跟他一样扭曲的面部表情,你就感知到了。科学家们直到开始研究牟比士综合征患者才清楚这一点。牟比士综合征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无法活动面部肌肉。快乐、忧伤、恼怒,在他们的脸上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他们甚至不会眨眼,眼睛是一直睁着的。科学家发现,患有此种疾病的人通常无法凭直觉知道别人的感受。他们可以看到朋友微笑,但朋友感受到的与正常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无法让自己的脸部肌肉做出微笑的样子。就算不是牟比士综合征患者,你也可以理解一张僵硬的脸会如何影响一个人表现同理心的能力。你可以在家自己练习一下。首先,请站在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先皱一下眉;然后,你自己皱一下眉,感受一下。接下来,拿一根铅笔横着放进嘴巴里,请你朋友再皱一下眉。等你自己要皱眉时,会发现自己没法皱眉,因为铅笔的缘故,你无法活动面部肌肉。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感受到朋友的感受了,也无法感受到刚才没有铅笔、自己皱眉时的感受了。

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完全是一个谜。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意大利帕尔马某个实验室研究猕猴的科学家有了一些发现。他们试图搞明白猕猴在执行某种特定行为时大脑会如何反应。于是,他们把猕猴的各个脑区与计算机连接起来,看看当它们执行不同任务时,哪些脑区会发亮。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因意义重大,这事儿便被杜撰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抓住了这次科学发现的本质。下面便是这个故事的常见版本:

一天,有位研究生碰巧拿着一个冰激凌走进了实验室。当这位学生舔了一下时,出乎意料地,连接着一只猕猴的显示器开始发出猕猴执行某种动作时发出的那种响声,“哔……哔……哔……”。太奇怪了。它并没有舔到冰激凌,只是看到某个人在舔,但就它的大脑活动来看,就好像是猕猴自己舔到了那个冰激凌。这种情况,或是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都令人震惊。为什么猕猴的大脑表明出动作的信号,但其实它并没有动?答案是,无论猕猴在执行某种动作,还只是观看某人执行这种动作,大脑中活跃的是同一种神经元,科学家称之为镜像神经元。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兴趣。这里似乎暗示了移情现象的发生。因为,不仅猕猴有镜像神经元,人类也有。镜像神经元占一般人大脑神经元总量的15%。这种机制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感受。我们不用真的行动,就可以在大脑中进行另一个人进行着的行动。显然,这也解释了,观看足球比赛时,当看到某位球员受到侵犯,你也会痛苦地拧着脸,并扭动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受到侵犯的是自己一样。镜像神经元提供了我们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机制,虽然有些科学家坚决反对这个观点,但有些是接受的。对此研究仍在继续。

杰拉尔德·福特患上了会计师综合征,但治愈方法是有的,那就是与人们会面,并做做他们做的事情。想看到别人的人性吗?那就邀请他们与你共吃墨西哥“达玛尔”。近距离接触很重要,而电话联系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只有与他人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之中才行。在否决影响学生和煤矿工人的决议之前,卡特需要做的是花些时间见见他们,体验一下他们的世界。在这之后,他或许依然觉得那些旨在保护这些人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理应被否决,但至少他的决定是基于公平、客观的基础上做出的。当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因为总统日程繁忙,让他们亲自会见这些人不切实际的话,那么他应该记得让身边有时间的人代替他去。这样才能平衡各方观点。

将别人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不会杜绝伤害或偏见行为的发生,只会增加其发生的难度。打仗时,当士兵们被迫进行白刃战时,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下手杀敌。当一位士兵(或轰炸机飞行员)进行远距离杀戮时,几乎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但近距离杀人呢?太难了。战争史上曾下达的最糟糕的一个命令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士兵们被要求看得清敌人的眼白时才能开枪,但恰恰是处于这个距离时,士兵们最不可能开枪。

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发现,约80%的士兵在与敌人近距离正面交锋时无法扣动扳机。当距离你只有几英尺之远时,敌人便不再是敌人了,而是活生生的人。当乔治·奥威尔跑去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法西斯时,他明白了这一点。一天,他碰到了一个敌人,刚从战壕里跳出来。“他光着膀子,双手拎着裤子逃跑了。”虽然敌人就近在眼前,但奥威尔还是没办法开枪。“我没有开枪,就是因为看到了他拎着裤子跑的小细节,”他回忆道,“我来这里是要开枪打‘法西斯分子’的,但一个拎着裤子跑的人不是‘法西斯分子’,显然是同胞,就跟你我一样。你不会想着开枪打死他。”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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