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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感同身受很难，即便是对熟人或亲人也如此。研究人员询问结婚15年的夫妻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简单到家里的债务是多少，他们都答不出准确的数字。他们的表现比胡乱猜测要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人是复杂的，即使是那些经常与我们在一起、自认为很了解的人们，我们也很难知道他们的想法。
我们还以为自己可以体会与那些不认识、没见过面的人的感受？如果不是看一部将他们的生活栩栩呈现的电影或是亲身经历一次，让我们对他们产生同理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若想知道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行为科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会告诉你，在大街上住上一个月，你便知道答案了。换言之，如果你想换位思考、知道别人的想法，那就切切实实地站在他们的位置。但是，我们中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埃普利建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开口问，效果也会不错。五角大楼准备允许同性恋以公开身份在部队中服役时，高层官员曾担心，大多数士兵，尤其是占大多数的、来自南部地区的士兵，会出面反对。埃普利说，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便决定采取一种新颖的方式，直接去问士兵对于这项政策变化的意见。70%以上的人都表示，自己并不觉得受到了困扰。
近年来，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提升感同身受的能力，那就是注射一剂后叶催产素。还记得吧，它也叫爱情荷尔蒙。正是这种荷尔蒙让爱人们在激情缠绵之际产生亲密无间的感觉，让母亲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司实际已经开始销售后叶催产素了，还将它制成香水喷雾，可以往身体上喷洒。但这种方法并不起作用，需要注射体内才行。即便如此，注射后叶催产素的效果也不长久，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研究表明，这种方法提升的主要是你对自己的社群成员、那些你原本就容易理解的人的同情能力，同时增加了我们对陌生人的敌意。
现在，我们又需要借助那些简单的解决办法了。想知道别人的想法和意见？开口询问就可以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实际。即使是某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很实际。如果你所在城市的市政厅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规，禁止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公园里，那么仅仅与大街上碰到的一位流浪汉交谈一下，你就可以真正理解这些人在这个城市里所处的境况了吗？你就可以理解那项法规会如何影响他们了吗？你必须与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交谈之后，才能真正了解那项法规的影响。但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会那样做呢？这就是我们在讨论地方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不难想象讨论全国性议题时困难会增加多少倍。所以，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某条法规会如何影响一些人，因为我们没法与他们中足够多的人进行交谈。
这表明，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陌生，就是一个规模问题。一个社群规模越小，我们越能够自发地同情那些遭遇坏事的人。在极小的社区里，比如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人类自发地拥有出色的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当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狩猎采集者的社区时，事件的受害者是整个社区都认识的人。这不是说，狩猎采集者会像特蕾莎修女那样帮助受苦难的人们。他们的反应方式会由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比如，有些可能会纵容杀婴或杀老行为。但总体来说，他们更可能感受与自己同一群体的成员的痛苦。
我们现代人又如何呢？在大规模的社群里，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生活在的社群那样，感同身受的能力经常不会起作用。看到一个人受伤，你会感受到他的痛苦。看到500个人受伤，你也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但你的痛苦程度不会是500倍之多。从电视上得知台风造成了10万人死亡时，你会难过，但其程度不会是你听说台风造成了一人死亡时的10万倍。我们的同理心不是按比例增加的。当为一场自然灾害的某一个署名的受害者捐款时，人们会慷慨解囊，这要比为一大群不知名的受害者捐款时大方50%。
大多数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并未试图了解事实真相。即使试图了解了，难道他们会真正了解朝鲜人民所经历的吗？你能想象遭受轰炸是什么情形吗？我知道自己是无法想象的。我连石头破窗而入这样的事情都没经历过，更别说丢一颗炸弹在我家门口的大街上了。弗蕾达·柯奇韦希望美国人的反应只能指望那些曾经历过轰炸的人了。柯奇韦运用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和长时间的研究，或许能了解得差不多。但我们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和感知别人的世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靠本能反应，但那通常是不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