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空军真的有效吗？我们不太习惯听到有人提这个问题。当然有效！丢下一颗炸弹，效果立竿见影。怎么会没有效呢？但是，有人持怀疑态度，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人是正确的，空军并不总能起到想象中的万能作用。还记得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引以为傲的那次行动吗？就是把8平方英里的敌军领地炸成废墟的那次，为的就是展示“一个战争新理念：空中包围”。玛丽莲·B.扬指出，关于那次行动的报告，除了展示空中力量的强大以外，还包括下列事实：最终，美国空军成功将敌军从该区域中清扫走了，但只有11天，包括轰炸的那5天以及轰炸后的6天。在那之后呢？逃离该地的军队又回来了并开始重建遭到摧毁的基础设施。在他们回来之后的第一天，就修好了一条主要公路。接下来，铁路线也修好了。持续了5天的轰炸能展示的就是敌军11天的停滞状态。然后，正如那份报告中所写的，“该地区的工人和战士们”开始恢复秩序了。
1964年夏，林登·约翰逊总统告诉其密友、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他计划在越南使用空军力量。约翰逊说，自己必须有所行动，越南正在崩溃，而他又不想增派美国地面部队。幸运的是，他也不需要那么做。美国空军可以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阻止越南共和国慢慢滑向失败。罗素对此持怀疑态度。“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说，“造成老人和儿童的死亡？”不，约翰逊回答道，空军不会轰炸人民，只会轰炸公路和建筑物。卢塞尔根本不相信他的说法，“我们在朝鲜试验过了，”他说，“那时，我们甚至动用了大量陈旧的B-29轰炸机，往那里运送炸弹，然后丢下数百万颗，不分昼夜地丢。”他说得有点儿夸张，炸弹并没有数百万颗那么多，但他想表达的观点十分有道理：“他们可能晚上不走这条路，但一到早晨，他们又回来了，又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即使对海上和空中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我们也绝不能真正封锁他们所有的交通线。我们无法成功阻止朝鲜，所以也无法阻止越南人。”
林登·约翰逊总统怎么做的？他决定同时使用地面部队和空军力量。1965年，时任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启动了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逼其投降的“滚雷行动”。该行动开展的第一年，共出动飞机5.5万架次，最多达到了每周丢下1 600吨炸弹。
1966年，五角大楼聘请一个智囊团，借助美国一些最卓越的学者的智慧，来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在“滚雷行动”中提出的一些主张。他们想知道，这次空中行动是否能够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越南共和国民族解放阵线。答案直截了当，不能。他们发现，自从“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空袭的‘滚雷行动’开始之后，越南从北往南流动的人员和物资大大地增加了，但目前的证据无法得出结论来说明，该轰炸行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毁坏对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产生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那么，五角大楼自然是取消了“滚雷行动”，对吗？并没有，该行动继续实行，直到1968年10月31日，总统大选前一周，约翰逊才下令暂停轰炸。
保守派的批评家在评论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的领导力时，常常抱怨他从未充分利用美国军队。诚然，他确实犹豫没有下令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些居民区，他也拒绝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尽管人们常常暗示，指责他的做法柔软怯懦，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整个“滚雷行动”中共出动战斗机30万架次，丢下近65万吨炸弹。历史学家马克·克劳菲特（Mark Clodfelter）说，这是“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略性空袭行动”。
在整场越南战争中，美国共在印度支那半岛投放了800万吨炸弹，是“二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投下的4倍。也就是说，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下的炸弹比在“二战”中的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敌人都多。即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轰炸并没有效果，美国也仍然继续轰炸。这让人想起了什么？完全又犯了“西格玛”军事演习综合征。轰炸没有什么大用，但无论怎样，美国认为还是轰炸吧。就算失败，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
4.
看看玛丽莲·B.扬写的那篇关于轰炸的文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跟弗蕾达·柯奇韦一样，都对空袭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亡感到震惊。同样明显的是，扬很震惊，美国人并没有如柯奇韦推测得那般对空袭产生反感。看一看扬所写的关于平民伤亡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感到震惊。但是，人类应该对此行为感到震惊吗？
我们相信，人类天生是具有同理心的。我们以拥有同理心而感到自豪，那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但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下列4种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同理心：
1.某件事情让我们感到揪心时；
2.我们与处于痛苦或处于危险中的人面对面时；
3.某个人的遭遇是我们自己曾经历过的；
4. 当我们同情一位处于痛苦中的人时，要么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或知道他们的群体，要么因为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群体的成员。
当人类变成某种数据时，正如轰炸中造成的平民伤亡不可避免地被转化成数据那样，我们无法感知他们的苦痛，无法自动站在他们的立场。而当你对他人产生同情时，你当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我们的问题跟轰炸机飞行员的一样：对受害者是麻木的。要让情感系统充分运转，我们需要与他人面对面。社会学家发现，在实验室里进行“独裁者博弈”时，即考察独裁者如何分配，如果双眼能够看见别的参与者，那么一个独裁者会比看不到他们时大方得多。
弗蕾达·柯奇韦相信，美国人一旦知道了事实，就会做出富有人情味的反应。她相信政治的理性模式，也相信事实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本身通常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至此我已经成功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认真思考公共政策问题，只是用本能在回应。但人们的本能反应不可能让他们对遭受空袭的平民受害者产生同情。
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依赖同理心，指望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在解决面对的一些问题时，提供必要的温暖和人性。但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因而影响了公共辩论，让试图通过行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那一方在辩论中处于优势，而那种目的会给我们不认识的人造成困扰、伤害甚至是死亡。一旦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认定这个目标是正义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取得成果，什么都无法让我们停下来去思考，我们的行为会对那些受害人造成什么影响。
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模式。2013年，当共和党人决定大幅度削减食品券的发放时，他们关注的是该项目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说，联邦政府就要破产了。因此，民众需要在某处削减开支，而由削减食品券的发放开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削减食品券的发放，帮助美国！有些人认为，削减该项目对于食物券领取人有好处，会让他们更有骨气。但是，那些领取人从来都是抽象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只是陪衬，利用选民对这些想象中的懒惰的骗子的憎恨，来为削减该项目赢得支持。在保守的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抨击个别领取人用食品券购买从有机肉类到野生三文鱼的任何东西。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参议员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 ）的专访中直白地说，食品券应只允许用来购买如普通肉类和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在这样的辩论中，受我们行动影响最大的人没有被当作人来看，那么这样的辩论可以说是公平的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在某场公共政策辩论中，毫不考虑那些受这项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的话，还怎么进行辩论呢？但大多数情况下，辩论就是这样进行的。
即使有事实表明民众的努力不奏效，他们也停不下来。禁毒战打了几十年，失败很明显，但他们停止了吗？并没有。在禁毒战中，监狱里关满了人。美国的犯人人数在短短几年内翻番了，增长到200万人，为世界最多，但人们继续吸毒。有人呼吁修改法律，恳请对吸毒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但并没有什么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选民自己或认识的人曾因吸毒而被捕入狱，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禁毒战持不同的看法。那样的话，政策就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私事了。但是，我们与受政策直接影响的人们之间存在个人联系的情况常见吗？根本不常见。
但是，当我们真的与他们有私人联系时，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便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