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会认为群体不够强大，那也无妨。我们真的希望群体变得强大吗？一个强大的群体和它持有疯狂观点的成员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群体弱小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这样能让我们对于群体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弱小的群体会做些什么呢？因为弱小，这样的群体必然会觉得有必要利用不断重复和强化情感诉求的方法。
看看那些政党都是怎么做的吧。政党会告诉成员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政党会声称他们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价值观；政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用爱国主义色彩来装饰会场。在他们选出了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之后，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只要能把成员们团结到一起，采用任何极端的手段都是可以的。19世纪，政党里的激进分子甚至在游行时绑着活的老鹰以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尽可能地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使命，给成员们一种归属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属于一个神圣的组织。（乔纳森·海特说，这对保守派人士极具吸引力。）政党往往会宣称除非他们掌权，否则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国家的灭亡也将日益临近。他们的政治地位越低，他们的言辞越极端。沙文主义是软弱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要为这些群体的弱小付出的代价。如果你厌恶那些喜欢利用廉价爱国主义噱头的人，至少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了。他们是出于绝望才这样做的。政党在核心上是和所有非家庭群体一样弱小的。（我必须赶紧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弱小并不意味着残缺。任何熟知20世纪历史的人都知道群体会做出大善或者大恶的举动。）
群体固有的弱点还伴随着另外一种代价的付出。群体抹杀了成员的个人价值。家庭是足够强大的，能够容忍任性的成员，但群体不行。在约翰·迪安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后，尼克松内部圈子对他此举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将迪安妖魔化，不能容忍他的背叛。叛徒对于一个群体的存在，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尼克松的支持者竭尽所能地抹黑迪安。4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当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认为很有必要邀请迪安到该馆演讲以增强该图书馆的公信力时，尼克松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们怒不可遏、坚决反对。
他们开除了基金会中贸然支持纳夫塔利的代理主任，然后试图开除纳夫塔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沙费尔（William Safire）曾经为尼克松撰写演讲稿并一直保持对尼克松的忠心。他对于迪安受邀感到非常失望，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了。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的家人的反应和尼克松的支持者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再明显不过了。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的父母即便是在儿子们犯了谋杀罪的情况下也没有抛弃他们，尼克松的支持者却急于将迪安除名，甚至想要毁掉他。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下的罪行或是参与了对真相的掩盖过程，而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罪过：未能继续掩盖真相，而是把真相抖了出来。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在开篇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尼克松的支持者拒绝忘记过去向前看呢？为什么他们那么执念于1974年呢？答案在于，忘记过去向前看，会威胁到该群体的存亡。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其群体的成员还活着，一个家庭就会继续存在。即使父母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会试图否定一个表现不好的孩子（“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是我们在电影中常常听到的台词），但孩子的家庭身份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即便是修改官方的档案记录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亲生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共同拥有政府也无法拆散的东西：他们基因的纽带。群体则不一样。非家庭群体成员之间没有一样的基因。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就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事物了。
如果你不相信尼克松，那么做一名尼克松的支持者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正是尼克松的支持者面对的问题。他们能够继续相信尼克松的唯一办法，就是相信他在担任总统时为自己做的辩护。他们愿意展现的灵活性是有硬性的限制的。那么真相呢？真相让人难以消化。你总不可能将事实作为证据上交至历史法庭然后依旧做一名尼克松忠实的支持者吧？这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尼克松的支持者采取否认事实的办法。如果他们想继续做尼克松的支持者的话就别无选择了。之所以想继续做尼克松的支持者可以有很多原因：共同的历史、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身份。
美国人时常被提醒，作为美国人，一定要提防那些有权势的家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些家族带来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强大的家族可以支配一个州的政治，就像钱德勒家族（the Chandlers）在加利福尼亚做的那样，还有伊利诺伊州的麦克科斯家族（the McCormicks）以及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the Kennedys）的做法。这些家族在行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庞大且有势力的家族会认为家族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如肯尼迪家族在查帕奎迪克的所作所为一样，扼杀了对一个案件展开独立调查的机会。在这个案件中，作为肇事司机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让一个年轻女人死在了一辆汽车内，自己则离开了事故现场。庞大且有势力的家族会扼杀变革，使国家政治趋于僵化。因为家族关系而连接在一起的人们在家族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往往会觉得自己需要站在家族的一边，从而阻止必要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惧怕那些庞大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