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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讲好这个故事，最好从电影《当纳聚会》（The Donner Party ）讲起。这是一个悲剧，一群悲壮的先驱踏上了不归路，他们选择了一条人烟稀少的近路，在1846年的冬天逃向了加利福尼亚，隐姓埋名。这部电影留给人们的教训是什么？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处于极端环境下的人类无所不能，甚至会残忍地吃掉同伴。近年来，社会学家得出了另一条教训。
社会学家之所以能得出另一条教训，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记录这个悲剧的历史学家一直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中有多少成员有所回应。为了解释这场毁灭性的悲剧（81人中有36人丧命），因此历史学家记录下了关于这段旅程的故事。幸存者乔治·唐纳（George Donner），这位唠唠叨叨、擅长交际的南方人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人们称他为乔治叔叔，而他在极端环境中，不得不将自己已去世的弟弟雅各布（Jacob）的尸体挖出来，让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靠吃尸体存活下来，乔治一边看着，一边流泪。
还有兰斯福德·沃伦·黑斯廷斯（Lansford Warren Hastings），这位20多岁、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将《当纳聚会》描述成一个猎奇的故事。大批通往西部的捷径，但随后又立即抛弃队友。还有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这位固执己见的爱尔兰人，在杀掉一位卡车司机、抢劫了其中一位领导者之后被强迫放逐。历史学家的角度，换句话说，更注重独立个体。他的故事更注重描述个人经历，强调个体受伤的心。
社会学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了更为无情、更冷酷且更系统的方式。他们对个体的故事不感兴趣，但对群体的故事更有兴趣。所以，他们收集了一堆有关生存的数据，并将其作为冷酷的实验数据。女性群体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好于男性数据？老年人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优于年轻人的数据？他们的发现震撼人心。哪类人群在旅途中的生存能力最差？不是女性或儿童，在需要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最脆弱的人群的生存状况不是最糟的，反而是那些强壮的单身男性，那些你原本以为能够抵抗严峻的冬日环境的人群。他们在任何人群中都忍受最大的道德压力。这些人没有家庭，除了自己之外也不需要照顾其他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也不需要为任何人做出牺牲。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管社会学家如何三番五次地强调数据，结果仍是一样的。数据是最清醒的。15个奔赴死亡之旅的单身男青年中，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
哪种人的生存能力最强？家庭成员。《当纳聚会》最真实的教训是什么？并不是冷酷的事实：人类可以无恶不作，甚至会残忍地吃掉同类，这并不是历史学家发现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它给予人类的教训是，当深陷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时，只要有家庭的支持，他们就能想方设法地活下来。这就是科学家们以最为冷酷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家庭这么重要？
因为在关键时候，你几乎能够永远确定的是，你的家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家人是第一位的，家人之间会互相照顾。你的家族越大，照顾你的人越多，你也会过得越好。的确，在《当纳聚会》这部影片中，家庭规模越大，其遇难人数就比小型家庭的少。这也是进化心理学家发现的、让人最为激动的事实。还有一个例子。当人们检查“五月花号”的记录时，发现了同样的类型。“五月花号”上的先驱也面临了同样的困境，他们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冬天时，就有一半的人死亡。哪些人能存活下来呢？家庭成员。
自古以来，毫不夸张，几百万年以来，经证明，家庭是最值得依靠的社会单位。家庭能够保证活下来。不管其中的婚姻模式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一妻多夫是指女性能够有多位丈夫，男性配偶可以互为兄弟）。自然并不关心家庭是以何种方式组成的，重要的是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拯救自我。在一般情况下，一妻多夫的家庭比一夫多妻的家庭存活率要高。现代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占主体地位。家庭为什么会有这些优势呢？很简单，因为家庭成员对彼此有利他性的信任。
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不计代价地互相帮助。父母愿意牺牲一切只为孩子能够存活，兄弟可以牺牲一切只为姐妹能够存活。这是我们每天日常可见的现象。直到1964年的一项研究才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这项研究发现是由一位面部棱角分明的生物学家发现的，他喜欢嬉皮士那样的长发，年轻时长得像电视主持人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这位生物学家名叫威廉姆·D.汉密尔顿（Willam D. Hamilton），简称比尔。比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以下是比尔的研究发现。
r B > C
这个公式表明，利他主义是包含在我们的基因中的。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为争取稀缺资源而进行激烈竞争以取得生存，汉密尔顿通过系统的方式证明，只要自己付出的成本（C）比他人获得的利益（B）要低，个体就会帮助与他基因相连的他人（r）。（如果不是，则他将会牺牲他人、保全自己。）
这是一个科学突破。汉密尔顿演绎出的是，当人们对于自己亲属的表现是出于利他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满足自私的需求。这与进化论的观点相符合，都认为个体会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这是因为生物学只与我们的基因有关，所以当我们在帮自己的亲属时，我们其实在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享有同一套基因。基因复制的次数越多、后代传递的时间越长，家庭成员生存概率越高。
生物学家称之为“适应性”，正如我曾在前文提到的，基因代表着一切。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说道，人类是基因一直传递和存活的工具。他说：“我们是生存机器。我们是被盲目编程的机器人的工具，只是为了保留一种自私的分子：基因。”
为什么母亲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她们的基因程序告诉她们要这样做。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母亲有不这么做的倾向时，基因会确保母亲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一位怀孕的母亲决定不再向自己的胎儿供给食物和资源，她不能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这样做，自然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并不是母亲的基因决定了胎儿在子宫中的成长方式。这项任务是由IGF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基因完成的，而这种基因源于父亲。进化论选择了一位母亲让胎儿生活在自己的子宫中，却是来自父亲的基因确保妈妈能将胎儿的安全放在自己的安全之前。妈妈的基因真的让她这样做。
宝宝一出生，妈妈就能认出她的宝贝，并通过气味辨别出这就是她的孩子，她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命中注定保护后代的并不只有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堂兄妹、表兄妹、姨妈、叔叔，所有基因相连的人都会帮助自己的后代。对家庭的忠诚并不神奇，只是我们身体内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胳膊、腿和心脏一样。这是我们的硬件，在我们出生时就编入了身体。
表现“汉密尔顿法则”的重要性的一大标志，就是几乎每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开始将其应用于研究当中，看看能否得到验证。人类学家想知道亲属关系的分类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汉密尔顿法则”是正确的，那么每个社会都应该会有其独特的关系分类方法，能够反映这个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社会应该都会有兄弟姐妹、伯母、姑母、叔叔、伯伯、祖父母之类的称呼。事实上，每个社会也确实如此（尽管有些文化中运用的亲属关系层次结构划分会比其他文化更为细致）。心理学家还想要看看婴儿面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汉密尔顿法则”是正确的，那么研究结果应该表现为当陌生人靠近婴儿时，婴儿会表现出不安。结果的确如此。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气味来辨别。婴儿能够辨认出母亲的气味，就像母亲能够辨认自己孩子的气味一样，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面部特征：人类自身其实带有复杂的面部识别系统，可以分辨出谁是近亲。这个系统相当厉害。就像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刚出生的婴儿，短短9分钟之后就能将面孔和物体区别开来了。这些研究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汉密尔顿法则”，其中进化心理学家做出了最重要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