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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难以看到事物的真正面目，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通常，人们认为政治领域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党派偏见。民主党成员对民主党出身的总统给予较高评价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党派。共和党成员偏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是如此。这是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成果。神经学家们的报告称，把实验对象放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提问一些让党派分子感觉难为情的问题，可以发现党派偏见。心理学家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在2004年大选期间做了一个实验，给党派分子展示约翰·克里和乔治·W.布什公然发表的一些虚伪言论的明确证据，结果他们直接无视了对本党候选人不利的证据。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脑还为此给予奖励：忽视证据之后，他们感觉好极了。韦斯滕解释道，当发现一些客观证据而大脑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大脑内部是这么运作的：当面对一些可能令人烦恼的政治信息时，产生不快的神经网络会被激活，大脑注意到数据和需求的冲突，就会设法关掉负面情感的水龙头。注意，我们并不会浪费认知能量消化信息，相反，我们试图让信息与党派偏好达成和解。
但是，认知偏差并不能完全解释党派行为：他们不仅忽视证据，还制造证据；他们的说辞会让人头晕目眩。说出一些有利于本党派的话是一回事，而说的话无力到让人目瞪口呆又是另一回事，尼克松派对于“水门事件”的辩解给纳夫塔利的感受就是如此。这种言论无法促进团体的发展，而是会削弱。然而，我们随处可见这种模式。加入一个团体通常是出于一个理性的原因，或者至少是看起来合理的原因，但随着逐渐深入了解，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
茶党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开始，像凯利·卡仁达（Keli Carender）这样茶党人士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7 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卡仁达是2009年2月16日茶叶党第一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是这么说的：
我完全无法理解没有这么多钱却要花这么多。我觉得改善私企发展的环境和促进就业更符合逻辑。有时，我很像那个来自肯塔基的参议员、自由派人士兰德·保罗（Rand Paul）。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多像医保和医疗救助这样的项目，而应该有更多慈善组织。有时我也想，应该由州而非联邦政府来解决这些事。我每次都会在受到否定之后重新提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凯利·卡仁达的背景非常传统，一点儿都没有特色。他在西华盛顿大学学习数学，后来在牛津大学攻读教育学学位。他并不是我们印象中茶党成员那种守旧、无知的样子。他才30岁，还戴了鼻钉，生活在自由的西雅图。
在那场120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举行三天后，全国广播公司编辑里克·圣泰利（Rick Santelli）在直播中谴责奥巴马政府的房地产市场救助计划，那些业主的贷款已经比房屋本身的价格还高。维基百科词条记载着：“业主负担能力与稳定性计划于2009年2月18日公布，第二天圣泰利对此发表的言论大受关注。他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发来报道，谴责政策助长恶行和茶党之风。言下之意，那些故意申请高风险贷款而最后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是失败者。”
如果你曾阅读过圣泰利的言论，你就会知道这些话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大多数人会将这些言论视为咆哮，但他说的话并不是疯言疯语。事实上，数百万的美国人在这番话里找到了共鸣，随后加入了茶党的抗议活动。这一场发生在2010年颇具影响力的活动帮助共和党获得了众议院的席位。
转眼到了2013年，那些因对政策解读不清而愤愤不平的纳税人（比如大部分人认为奥巴马加重了税收，但实际上奥巴马减轻了95%美国人的税负）的抗议活动，现在已经成了一场激进的人民运动，他们对自己的人格与智力深信不疑，宣扬如果达不到目标就要关闭联邦政府。他们叫嚣着政府要撤资奥巴马的医改计划，否则将推翻美国政府。
他们并没有就此住手。他们宣称，如果这些要求没有满足，他们将阻止民众为几周后提高债务限额投支持票。他们坚持认为美国的经济不会因一场投票而被影响。几乎全球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反对。社会经济学家发现，集群管理常常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怪诞想法的通行证。个人一般不会提出极端想法，一旦与想法类似的人聚在一起，一群反对者很快就会义无反顾地冲向一个又一个的极端。如果他们驱赶异己，剩下的成员将更加疯狂。社会学家已经发现，在有领导者的情况下，被领导者会肆意蔑视社会规则。
在某次实验当中，一群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需要做一场数学测试。其中有一位实验策划者的卧底假扮学生在考试中明目张胆地作弊。之后呢？其他人立即效仿他，也开始作弊。在随后的实验中，同样的卧底穿着卡耐基–梅隆大学死对头——匹兹堡大学的T恤明目张胆地作弊。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效仿他的行为。他穿的T恤意味着他是一个局外人，而小组成员不会效仿局外人的行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