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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生活方式和文化都由神话来定义。圣母玛利亚以处女身产子是神话，英国僵硬的上唇（指英国人坚毅、镇定的性格）是神话，威廉·特尔（William Tell）的故事也是神话。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神话。美国总统在讲到自由时，其实是在引用神话。当提起乔治·华盛顿时，我们指的不是总统本人，而是一座丰碑。那些在普利茅斯岩着陆的朝圣者、贝齐·罗斯（Betsy Ross）制作的第一面美国国旗、宣告独立的自由钟声，这些都是神话。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所谓的建国神话（与起源有关），也有很多其他神话。神话的普遍性表明，这是我们进化出的最为显著的心理机制，有助于解释一个历史学家发现的神话的特点：神话不会消失。这也是最让人烦恼的一点。神话只会冬眠，但环境改善的时候会重新焕发生机。约瑟夫·斯大林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1953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官方就否定了他，彻底曝光了他的暴行。然而在他60周年忌日，当民意调查者问俄罗斯人，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他们的答案竟然是斯大林。其实民众纪念的不是斯大林这个人，而是伟大领导者的神话。在神话中，事实和传说交错难分。事实是偶发的，真正重要的，是神话对于人们的意义。
美国人也不能免俗地相信神话，这是因为神话对美国人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正如心理学家约翰森·海蒂所指出的那样，神话是联系群体的纽带。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社会，比单一化社会更需要神话。和其他世界上的民族不同，美国的历史太过短暂，没有融合成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样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美国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部落身份。合众为一？虽然美国人很愿意这么想，但事实并非如此。联结美国人的不是一个共同身份，而是一套松散的信念体系。因此，神话对于美国人独具魅力。神话帮助美国人回答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用18世纪法国旅美作家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是谁”。200年过去了，美国人还是不太确定，但神话可以提供一点儿线索。神话缔造了美国人。因此，美国人坚守这些神话不愿放弃，因为这是他们的身份。神话实在太重要，因此革命之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有意识地造梦征途。这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真正的美国身份。他们不希望陪伴孩子长大的是《罗宾汉大冒险》（Robin Hood ）和《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 ）这样的故事。《建国消息的信使，保罗·里维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Paul Revere, Messenger of Liberty ）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偶然，朗费罗为他写了一首诗。普利茅斯岩之所以如此有象征意义，是因为丹尼尔·韦伯斯特在那里做了一场著名演讲。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有神话呢？因为神话告诉我们是谁，我们该珍视什么样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常常为了哥伦布这样的人物和圣诞节这样的节日而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神话的一部分。我们用神话来定义自己。普利茅斯岩、贝蒂·罗斯和自由钟都是美国文化基石的一部分。我们非常看重神话，所以当有批评者质疑哥伦布的美德或者圣诞节的普遍性时，许多人自然会跳出来反驳。他们捍卫的不是神话本身，而是他们自己。神话代表美国人自己。
那么，决策者面对越南战争失败的证据选择忽视，以至回忆过去时无法想起当时对战争游戏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还记得威廉·邦迪回忆录里怎么说的吗？“几年之后再解释这一切看起来可能很惊人，我希望我能回忆起或者准确陈述当时游戏的影响，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我发现其他人也和我差不多。”威廉·邦迪是公认的聪明人。他曾是历史学家，在政府供职之后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而他却承认无法回忆起当时参加数日之久的战争游戏的感受。他和他的同事一样，必须坚信美国无所不能。也难怪官员们会对战争游戏的重要性视而不见。鉴于神话渗透到各个角落，要是决策者真的依据行事才是奇观。
“水门事件”之后，许多华盛顿的记者对这个丑闻后知后觉，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尽情写稿。他们也曾自问为何对此如此滞后。他们最后的答案大部分都是太缺乏想象力。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总统会像尼克松这样行事。《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华盛顿分社社长杰克·尼尔森（Jack Nelson）反思道：“对我这样愤世嫉俗且严厉的记者而言，我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总统会卷入这样的罪恶。”为什么呢？神话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是美国总统的神话。而尼克松的行为与这个神话完全背道而驰。
被总统神话蒙蔽的不仅是华盛顿特区的记者们，还有大多数选民。他们最后才发现受到欺骗。也因为如此，他们花了11个月才着手处理尼克松撒谎和掩盖犯罪的证据。他们必须先打破总统神话才能否定尼克松。这是本能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