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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科学家称，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入。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因为大脑中进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无意识的。将认识的人置于一个不熟悉的情景之中，我们难以预料他或她会有什么反应。当我们把政治人物选举到如总统这类重要的职位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即刻就身处这样的情景之中了。
当了总统的人都会说什么来着？他们说，没有人知道当总统是什么样子，除非你自己当过总统。哈里·杜鲁门将总统工作的要求比喻成“骑虎”。处于压力下，总统会做出一些在别的情况下不会做出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掌权者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装了解自己选出来的坐在这些位子上的高官，因而假装自己能够预测他们会如何应对压力。这些都是幻想。想知道一个坐在领导位子上的人在面临压力时会如何应对，唯一的方法就是观察他们真正坐在这个领导位置时面对压力会如何应对。狩猎采集者就具备这种能力，而不用借助幻想。他们了解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而也会了解他们将如何表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我们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领导者。
我们天生容易相信自己可以根据对一个人性格的了解来推测他们会如何反应，但社会学家称，我们只有30%的概率能猜对。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尽管看起来很稳定，但并不是预测其行为的可靠因素。即使一个人在性格定型（25岁左右）之后，其行为也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性格是变化的，左右摇摆、游移不定。正如社会学家所言，我们的心理冲动处于持续的紧张中。受到一个小小的刺激，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会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让学习神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穿过校园去课堂上探讨如何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有些学生被告知上课要迟到了，必须快点儿赶过去，而有些被告知时间还早。当他们往上课地点走时，每个人都碰到了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那位男士弯着腰在咳嗽，看起来很痛苦。谁会停下来帮他呢？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那些时间比较充裕的学生都停下来为他提供了帮助，那些以为自己要迟到的学生则从他身旁匆匆而过。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即使是那些要去探讨如何帮助别人的神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因面临迟到的压力而不去帮助他人。
具体的情景很重要。我们以为重要的是人，但情景往往很重要，或者说人与情景的某种奇妙结合很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来自不同党派的总统通常会继续前任总统的政策。他们这样做是迫于制度的压力。这是将总统职位当作制度来研究的学者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使我们会倾心于某位总统及其行事风格，他们的行动自由也通常受到环境的限制。正是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支持者对巴拉克·奥巴马失望。举例来说，奥巴马曾在选举前暗示自己痛恨乔治·W.布什的国家安全扩张政策，包括监听数百万的美国公民。很多美国人因此推断他会取消这些政策。而在他成为总统之后，却或多或少保留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很多支持者大失所望，其中也包括一名叫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后来坦诚，当他意识到在监听事件上，奥巴马并不比布什好多少之后，便决定将政府的秘密监听计划公之于众。
这并不是说总统的个人性格不重要，它很重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指出的，总统与总统是有区别的，他们起着重要的作用。格林斯坦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林登·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曾面临着相似的危机。1954年，法国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大败，但艾森豪威尔决定，美国不应承诺采取行动。但1965年，越南共和国似乎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约翰逊却采取了军事行动。所以，总统个人也很重要。
但是，总统真实的为人及能力，远远没有看起来的或是我们愿意承认的那么显而易见。罗纳德·里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里根当选总统时，其支持者坚信他肯定会对苏联强硬起来。毕竟多年来，他一直不赞成与苏联改善关系。在刚当选总统的早期演讲中，他声讨苏联，将其形容为一个“邪恶帝国”。与多次表明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国防开支提高了数千亿美元，但在这之后，里根敞开了谈判的大门。许多保守派人士都担心他对苏联的态度变软弱了。当里根主动提出与苏联签署废除核武器的协议时，他们变得越来越恐慌。这时的里根听起来根本不是他们认识的里根了。里根的朋友、著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警告他，要“经得起与苏联大熊共舞一支华尔兹、共谱另一个雅尔塔体系的诱惑”。保守派思想家霍华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s）嘲讽道，里根已经成为“一位助力苏联政治宣传的白痴”。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创办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疑虑重重，指责里根的提议“近似于改变我们对待阿道夫·希特勒的整体看法”。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直截了当地说：“里根加剧了西方的道义裁军，因为他把胡思乱想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到底发生了什么？里根改变立场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苏联两位守旧领导者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相继逝世，而年轻的、心胸开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显然他与之前的苏联领导者都不一样。伴随着苏联新领导者而来的，是美国新的对苏政策。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当专家开始梳理里根时期的文件时，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里根立场的改变并不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之后，而是之前。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之后才掌权，而里根于1983年就开始改变对苏手段。这表明，他的性格在这之前经历某种质变，但其实这无关里根的性格，真正的原因是他所处的情景有了改变。
政治学家贝斯·费舍尔（Beth Fischer）认真研究了证据之后，找出了4个全都发生在1983年秋天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苏联击落了一架民航飞机，即大韩航空902号班机。里根政府对外称，这是苏联的野蛮行径，但在幕后，政府官员得出的结论是，这起事件完全是误击。这让里根感到恐惧。他私下曾说，这起事件“表明了世界离坠入险境有多么近，我们多么需要控制核武器。苏联飞行员只是将一架民航飞机误认为是一架战斗机，那么如果一位掌管核武器发射按钮的苏联军人犯下了一个更加悲剧性的错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仅仅5周之后，1983年10月10日，里根观看了一部电影，更加剧了他对核战争的恐惧。电影《浩劫后》（The Day After ）用写实手法刻画了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美苏核战之后的各种场景。里根在日记中坦承，这部电影“让我很沮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的措施……来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
当月，里根又参加了他作为总统以来第一次进行的美国在发生核战争时将执行哪些计划的介绍会。时任国防部部长解释说，一旦发生全面核战争，美国会瞄准5万个目标。数百万人会丧生。但是，五角大楼官员向里根总统保证，他们可以赢得核战争。“我想，他们疯了。”里根坦言道。
这次介绍会数周之后，美国和北约组织进行了一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涉及30万人的军事演习，代号为“优秀射手”。苏联万分紧张，一些高层官员坚信，美国正准备利用这场演习作为掩护对苏联进行偷袭。（苏联自己曾制定过类似的对美作战策略。）演习正酣之时，苏联命令十几架载有核武器装备的战斗机处于警戒状态，同时命令驻扎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军队做好核战准备。这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最接近核冲突的一次。
保守派一直确信他们很了解里根，但里根在1983年秋天之后改变了对苏策略。之前抽象的核战争威胁突然之间似乎成了现实。1983年年底，他决定全力以赴防止与苏联之间发生意外战争，同时降低他们对苏联刻意挑起战争的疑虑。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里根都主动向苏联保证他想要和平。20世纪70年代，里根曾嘲讽军事谈判，而这时他却鼓励军事谈判。
和助人为乐的神学专业学生一样，里根并没有改变。他一直以来都害怕核战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坚持部署“战略防御计划”的导弹防御系统。里根想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核爆炸的危害，因为他在1940年的电影《谋杀在云端》（Murder in the Air ）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使用一种科幻的“惰性探照灯”发出的杀伤性射线来保护人们免受其他形式的攻击。即使是里根的密友和支持者也未能意识到他是多么努力地致力于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和平。当听说里根在认真考虑要废除所有核武器时，他们震惊了。他们不能理解里根行为背后的复杂驱动因素。于是，当情形发生改变，里根也即刻改变路线时，他们都认为是里根改变了。
同样的事情一直在上演着，这也是为什么总统的真实面目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按照我们头脑中的简单剧本行事。我们觉得性格决定一切，觉得如果你了解某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就会一直以某种方式来行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