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再做一次快速思考的实验。试想一下，如果我现在让你回答“约翰·肯尼迪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吗”，会发生什么？你会如何回应呢？
因为刚才你在上一章看到了一连串对肯尼迪的控诉，几乎可以肯定，你在回答时会纳入一些负面的观点。我对他的负面评价会立刻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我列出的他的那些缺点会引导你对肯尼迪做一些负面评价。但是，一个月或半年之后，你又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到那时，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我写的有关肯尼迪的内容了，因为我对他的评价仅以文本形式呈现。那时，你大脑中最容易想到的还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强大的图像。既然那些图像呈现的都是积极形象，你可能会倾向于积极评价肯尼迪任期中的表现。奇怪的是，还记得吗，我让你评价的不是肯尼迪这个人，而是肯尼迪这位总统，但你大脑中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肯尼迪的照片。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的祖先在数百万年的狩猎过程中形成的运行方式。我们选择快速、即时的答案，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答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感觉很好，是出于本能。瞬间闪现在大脑中的那些照片对我们给出的快速、即时的答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正如许多社会科学实验表明的那样，我们优先考虑存储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从外部来源获得的信息。当遇到与我们大脑中的信息相冲突的信息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予理会。如果你大脑中的想法是肯尼迪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种想法会令你想起那些凸显他优点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又强化了你相信的观点，你会只因读了一些与之相反的东西就抛弃原有的信念吗？当然不可能。那不是我们大脑的运转方式。当遇到新鲜事物时，我们会立即在大脑中搜寻可以帮助理解它的某段记忆。我们不太可能认真对待那些与记忆不符的信息。为什么？与忽略相反的信息相比，记住有用的信息会让我们的大脑负担更重。丹尼尔·卡尼曼做了个比喻，大脑是懒惰的。大脑进行快思考比慢思考要容易得多。慢思考确实需要更多的能量：必须发射更多的神经元，消耗更多的氧气，进行更多的化学突触。所以，当我们的大脑在快思考和慢思考之间做选择时，会怎么样呢？它会选择快思考，这是大脑的默认系统。我们不是有意识地要使用快思考，只是不假思索地那么做了。
那么，对于我对约翰·肯尼迪的一串负面评论，你的大脑会怎么处理呢？如果我对肯尼迪的描述对你来说是新闻，那么几个月后你可能会忘记，那时，这些细节会变得模糊。那你会记得什么？很可能是那些你之前知道的完美照片。
现在，我们开始试着理解错配的另一个维度。在石器时代，人类不需要依靠领导者的照片去形成对他们的看法。人类对领导者有着清晰的想法，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认识这些领导者，他们与领导者一起说话、一起吃饭、一起劳动。科学家说，狩猎采集者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陌生人。今天，我们对领导者根本没有直接的认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我们担心。多亏了图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到对政治家无知的同时而不自知。感受不到自己的无知，我们便高高兴兴地随波逐流了。那么，我们在了解事实真相和挖掘信息方面付出的努力如此少，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久远的石器时代，人类了解领导者时并不需要进行自我激励，他们本来就认识，现代人却真的需要自我激励之后才会了解自己的领导者。在我们的本能中，没有哪一种本能会提醒我们需要这样做。除非我们有意识地付出努力去了解他们，也就是运用慢思考，否则我们会依靠默认机制。那些快思考的机制，如替代式启发，告诉我们要听从大脑里的图像。
我们又回到了规模问题。大脑的设计方式是为了处理由少数人组成的社区，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在远距离之外的领导者。
3.
我们在前文指出看一个人的眼睛有多么重要。但是，我们本性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评估一个人的眼睛，还有他的面孔。面孔让我们着迷。当一个新生儿盯着母亲时，他会自动地看着她的脸。如果给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分别看一张面孔的照片和另一张别的照片，比如母牛，他会选择盯着那张面孔看。这种能力还会逐渐增强。如果给一个婴儿看一张上面画着三个点构成的面孔图，两个点代表眼睛，一个点代表嘴巴，他会集中看这些点，好像它们是有意义的。把这张纸上下倒置，代表眼睛的两个点在下，而代表嘴巴的点在上，他会立刻失去兴趣，把目光转到别处。正如在前文提到的，197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婴儿出生9分钟之后就开始关注面孔了。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生来就会识别面孔？许多科学家在几年前还对这一点有所怀疑。有人对1975年那项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所质疑。他们认为，婴儿只专注于面孔是出于经验。这是有道理的。婴儿对面孔产生反应，是因为面孔是他们熟悉的。毕竟，他们会不停地看见脸孔。对母牛照片的反应方式不一样，是因为婴儿不经常见到母牛。但是，随后的新研究证明，这其中牵涉到更多的因素。科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现代技术来观测大脑的运转情况时，发现一个人在看一张面孔和一个物体时，显示出来的大脑兴奋区域是不一样的。看面孔时，大脑的梭状回（即位于两耳之上的部位）有一块特定的区域会兴奋。
当科学家测试婴儿对面孔的敏感度时，竟然发现他们能轻松区分不同的面孔。把所有的头发都去掉，只留一张面孔，婴儿仍然可以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别开来。科学家研究猴子时发现，它们也对面孔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信服，那么科学家还发现有一类人缺乏处理面孔的能力。他们可能与配偶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却依然不记得对方的样子。给他们看小时候住的房子的照片，他们马上就能认出来，给他们看和自己生活了30年之久的配偶的照片，他们却认不出来，这有力地表明，大脑中有一个帮助识别面孔的特殊模块，而有些人的这部分模块受损了。这种情况俗称脸盲症或面孔失认症，会遗传。所以，面部识别是与基因有关的。
还有一个实验可以证明我们一出生就具备了面部识别能力。该实验与对婴儿进行的面孔测试类似。还记得吗？在之前的实验中，当组成面孔的三点被倒置时，婴儿对它失去了兴趣。而这个实验邀请数名成年人看倒置着的面孔和物体的图片，想验证的假设是，成年人会觉得识别倒置的面孔比倒置的物体要困难，因为面部识别模块的设计目的，就是识别正立着的面孔。把面孔上下颠倒，便无法激活面部识别模块，只能靠推测了。结果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给一个人看一张上下颠倒的房子的照片，他们可以记住它的样子，给他们看一张上下颠倒的面孔，他们却记不住。分别看倒置的一只狗和一张面孔的照片，我们借助记忆更容易识别那只狗。
人类不仅可以识别脸部，而且可以快速识别，有时甚至会快得有点儿过分。当你看到一片云便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张面孔时，就是你大脑中的面孔识别模块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就能在月亮上发现一个人影，或在咖啡杯里看到耶稣头像。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了解很多东西。如果一个人对我们微笑，那么可以确定，他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如果一个人在生气，我们知道应该保持警惕。一个人的心情可以从脸上看出来。微笑和皱眉，不管是在石器时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可靠的社交暗示，不会出现错配的情况。因为政治人物会在电视上露脸，你可以看见，便可随时随地运用自己的面孔识别能力。2012年，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一场辩论会时，谈及自己计划撤销三家政府机构，但他只记得两家机构的名称。当时，他的脸上短暂地闪现一丝恐慌和尴尬，但被所有的观众捕捉到了。当镜头扫到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时，他表现出傲慢和愤怒，观众很容易察觉出。（他的傲慢态度是否有益，存在着疑问，但愤怒呢？研究表明，愤怒会感染选民，会让那些倾向于支持这位候选人的选民变得更加支持，同时不再进行过多考虑。愤怒的选民会听从自己的直觉。）2008年，奥巴马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一场辩论中，对希拉里·克林顿说她“足够可爱”，很多人觉得奥巴马身上有之前不曾发觉的一丝高傲。
我们可以从面孔上了解到这么多东西，所以有人建议我们，不要过分担心选民无知的问题。因为，无知的选民和明智的选民一样，同样拥有面孔解读能力。那么，即使他们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或者其他复杂法案的细节问题，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他们能够解读政治人物的面部信息就可以了。归根结底，除了就某项公决或倡议投票以外，我们往投票箱里投入选票时，关注的并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投票对象。只要我们具有通过面孔解读政治人物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会做出合理的抉择。那么，我们解读面孔的能力如何呢？
一般人认为，我们真的很擅长这种能力。毕竟，我们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在研究面孔，都成专家了。就像可以辨别出马蒂斯（Matisse）或毕加索画作里最细微的笔触的艺术评论家一样，我们看到一张面孔，就可以得出复杂、多样的结论。谈到面孔，我们就像高水平的艺术评论家，从这个人的皱纹里看出了诚实，从那个人的皱纹里读到了魅力。如果问我们，这个人看起来聪明与否，我们会对自己的面孔解读能力十分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判断出来。但是，我们解读政治人物面孔的能力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