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加菲什金举办的会议的那些人都很有动力，那是因为菲什金动用了激励措施——向那些参会者付钱。去奥斯汀参加会议的人每人可获得300美元的酬金。菲什金还承担参会者的餐食费用，并把他们安置在酒店里，还为远道而来的参会者购买机票。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参会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获邀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令人兴奋的，尤其是主办方还承诺他们会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对于大多数参会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见到像吉姆·莱勒这样的电视名人。菲什金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参与。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汀会议的书。他在书中提到，为了让一位从未坐过飞机的芝加哥选民答应参加会议，他还同意帮她的朋友买张机票陪她过来。
这表明，如果想要选民变得聪明，我们需要给他们钱。如果想要人们密切关注新闻，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网站，人们可以每周做一次时事新闻测试，通过者可以得到一笔钱。想让人们投票吗？那就给他们钱吧。想让人们每隔几个月就和朋友一起讨论公共问题吗？那就给他们钱吧。我们知道，无论是销售员和还是首席执行官（CEO），其动力都来自激励措施。那么，为什么不用激励措施帮助选民变得更好呢？正如我们在菲什金的项目中看到的那样，激励措施很有效。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吗？在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在一个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世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也不是非常理性的。现实世界中，美国人普遍不愿意把公款用在选举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甚至反对尼克松时代进行的最温和的改革，因为这项改革规定总统选举可以利用公共资金。当在联邦政府层面进行的改革毫无进展时，这些改革家转向了州政府层面。他们在10个州的各级政府尝试着推行“廉洁选举”改革，旨在通过公共筹资活动为选举人提供资金，从而让私人资金从政治世界中消失，但没有哪个州的公众对这些改革保持长期兴趣。许多改革随后被撤回，或被宣布是违宪的，或被取消拨款。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尝试直接付钱给选民，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了解议题和候选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不应该付钱给选民（因为那样会贬低公民身份的意义），但这里无关付钱给选民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原因很现实。
如果有人说，必须得先付钱给选民，他们才会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选民会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们。任何人，如果胆敢暗示需要付钱给选民（否则他们就不会尽职地行使公民职责），将立刻被贴上精英主义和反美国精神的标签。
2.
除了付钱给选民，另一种选择就是改变文化。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文化中就很好地嵌入了公民教育，犹如在一个完美平衡的公共食谱中加入一块浓郁巧克力，那里的选民十分积极地关注政治。当拿一些议题和政府结构的问题去测试斯堪的纳维亚人时，他们回答得很好，就像是刚刚完成公民高级课程的学生那样。事实证明，文化可以像詹姆斯·菲什金运用的激励手段一样有效。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在上学时学习公民学，然后在继续教育中继续注重公民学（75%的瑞典人成年之后曾参与公民学研究小组），那么他们会记住在学校所学的内容，并持续关注政治。这样一来，就不用贿赂选民。
有一种方式似乎特别有帮助，那就是创造一个庞大的、选民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储备。人们需要感到自己的声音得到了聆听，感到领导者在响应自己的呼声。制度看起来必须是公平的。当人们审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时，必须让他们觉得在民主制度之下，他们取得了成功，至少拥有成功的机会。借用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独自打保龄球，而是必须加入集体。哪个国家的人们最愿意加入集体？调查显示，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打个比方，如果社会信任就是改革者经常声称的关键因素，那么最高的选民投票率应该出现在地方选举中。美国人说他们最信任的民选官员是谁呢？地方官员。多年来美国的哪场选举吸引的投票人最少呢？地方选举。2013年的洛杉矶市市长初选，只有21%的登记选民投了票，而候选人在这场竞选活动中花费了1 600万美元，当时也并没有在任者竞选连任，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吸引更多选民投票，但那次并没有。2009年的纽约市市长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时，投票率太低，只有11%的登记选民参加了，《纽约时报》在其头版刊登新闻：“初选参与率或创当代最低。”
显然，要想找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奇迹背后的原因不太容易。我们知道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但不能确定具体是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或者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未知因素有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对于人口结构相似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起作用的因素是否同样适用于由世界各地人口构成的美国。这是一个已知的未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很多未知。
显然，美国人并没有致力于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公民文化，但他们也曾进行过尝试。可惜，效果并不显著。2000年，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深信，美国人对历史的无知正置这个国家于危险之地，于是他推动国会通过一个项目，旨在通过教授历史老师更好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历史教育水平。几年下来，这个项目花费了5 000万美元。老师认为这个项目很值得，但研究表明，它对学生并没有影响。伯德随后让国会为该项目追加了1.19亿美元，但结果依旧如此。老师对其大加赞赏，学生的历史知识水平丝毫没有提高。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提高公民水平的运动中表现尤为突出。19世纪80年代，首席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致力于推动美国民众学习宪法。为了这项事业，他向最高法院递上辞呈，掀起一场看似堂吉诃德式的运动，呼吁普通民众关注即将到来的宪法200周年纪念日。从最高法院辞职就是为了做这个？人们大吃一惊，但伯格认为这项任务很重要。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努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仍然像以前一样无知。
大约20年之后，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法官也离开了最高法院。她当时深信人们对于宪法的无知依然很普遍。为了寻求改变，她成立了一个团体，专门为年轻学生普及公民知识。学生可以在该团体的官网上玩游戏，这些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他们学习法院、移民改革、投票以及其他议题的相关知识。这些游戏很有吸引力，其中一个人人都会的小游戏是“责任发射台”。该游戏提问：“你有没有想过给别人的脑袋里塞进一些公民知识呢？”“玩‘责任发射台’，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提醒公民，履行公民义务不仅仅是一项责任，还可以帮助完成一些事情！”听起来不错吧。这个游戏甚至还有点儿调皮的成分，这在一般的公民知识教育中是不常见的。它告诉学生，如果没办法把一些公民知识塞进别人的脑袋里，那么可以拿一个铁砧试试。然后，游戏中会出现一个铁砧，好似这就是一条严肃、靠谱的建议。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或其他任何游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登上网站查看的那天，这个游戏在Facebook（社交媒体）上被点赞了77次。相比之下，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中斯普林菲尔德的便利店老板，全剧中最不知名的一个角色，却被点赞了27 943次。
3.
我们的努力一直失败，是因为我们努力得不够吗？美国各地的公民改革者都拥护这样的正统观念。他们在会议上这样告诉自己，他们也是这样告诉公众的：如果我们做得更多，那么最终我们会取得进展。正是因为这样，你才会在公民会议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样的呼吁：要增加资源，投入更多的钱。美国已经征服了小儿麻痹症，登上了月球，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这听起来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钱可以解决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金钱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人们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要么花钱，要么塑造文化氛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难道不应该主动参与吗？人们难道不想知情吗？毕竟，政治理应是一种已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们自然而然地分成群体。我们的群体生活经验有数百万年之久。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运作模式漠不关心？为什么对政治所知甚少的人有那么多？从逻辑上讲，擅长政治的人在进化中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那些擅长发掘相关事实真相的人，因为这种人受到别人操纵的可能性较小。在资源竞争中，能使自己不受操纵的人迟早会比那些被别人操纵的人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越有可能把他的基因传给后代。换言之，擅长政治理应有益于我们的基因遗传。那么，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在政治上的糟糕表现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亚里士多德错了吗？难道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1]卡米洛特源于15世纪的英国，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和圆桌会议所在地。——编者注
[2]虽然菲什金发现事实可以帮助选民克服认知偏差，但许多专门针对认知偏差的研究表明，选民在菲什金所召开的会议之外，通常很难克服认知偏差。这点我在前边已经暗示过，并且在后面也将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