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尝试民主制度，就总会有人说民主制度行不通。他们最常给出的原因是，公众是无知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是早期关于控诉最有名的例子。故事一开始，讲述了一群自幼就被困在一个洞穴中的囚犯。他们戴着枷锁，借助身后的火堆投射过来的昏暗光线，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面前的洞壁。他们无法环顾，甚至不能扭头，只能死死盯着面前的洞壁。他们身后有一个舞台，类似皮影戏演员使用的那种舞台。柏拉图让我们想象，在表演者（如皮影戏演员那样是在观众视线之外的）的控制下，类似马、人物等各种各样的实物的剪影在舞台上来回移动。这些囚徒看到的不是实物本身，而是它们投射出来的放大了的影像。
囚徒们对世界的唯一认知就是这些影像。有一天，其中一名囚徒获释了。当这名获释的囚徒起身到处走动时发现，他们这些年来一直看着的并非实物，而只是影像。在他走出洞穴，眼睛适应了外面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物体。“那么，当他想起那个洞穴和洞穴里其他囚徒所能知道的事物，”柏拉图问道，“你们难道不觉得他会庆幸自己出来了，并可怜剩下的那些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故事到此仍未结束。柏拉图让我们思考，如果那位获释的囚徒回到洞穴并告诉同伴他的发现，那么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期待他的囚徒同伴们会因知道了现实世界的样子而感激他的话，那么你要失望了。柏拉图推测，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将是一出悲剧：
他视力模糊，眼睛尚未适应（要再次适应洞穴里的光线所需的时间会相当长），这样的他不会被奚落吗？那些囚徒也许会说，他走出去了，然后又回来了，眼睛还不好使了，因而出去这件事最好想都不要想。如果有人试图为他们松绑，将他们带到光亮之处，那么他们就要抓住这个人，然后把他处死。
见到光明的人因为自己的远见而遭到没有远见之人的惩罚，柏拉图讲述的这则故事以悲剧结尾。这看似极端，却是经验之谈。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追求真理而付出生命。在现代西方的先进民主国家里，预言家不再被处以死刑了，而是会得到一份出版合同。现代的柏拉图们在书中厉声呐喊无知对民主带来的挑战，他们对无知的危言耸听成就了一个事实上的手工行业。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我们都能找到诸如斯蒂芬·普罗瑟罗（Stephen Prothero）的《美国人人都须知却无知的宗教文化》（Religious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and Doesn’t ）之类的书籍。这本书警告人们，对宗教的无知会带来危险。再比如，马克·鲍尔莱（Mark Bauerlein）的《最愚蠢的一代》（The Dumbest Generation ），指责在谷歌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读文学作品，无法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对美国政府的运转模式一无所知。
鲍尔莱在那本书中认为，年轻人属于一类特殊的无知者——或许他们真是这样，这一点批评家们已经抨击了几十年，却始终徒劳。大众是无知的。这点可以参考沃尔特·李普曼的任何一本书，尤其是他199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他在书中重提柏拉图，试图唤醒人们去正视公众普遍无知的问题。李普曼的这类书籍在“二战”后特别受欢迎。纳粹主义让人们陷入了恐惧，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杞人忧天者，或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成了“紧张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似乎不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而成了问题本身。纳粹主义表明，即使是像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会有数百万人民是无知的。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因为政变，而是利用民众的不满上了台（虽然如此，他并未在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
卑尔根·埃文斯（Bergen Evans）曾撰写了一些在战后初期最受欢迎的评论文章。埃文斯向美国人宣传“无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曾获得罗德奖学金，进了哈佛大学，然后当了英语学教授。他的知名度很高，竞答节目《64 000美元巨奖连环答》（The $64,000 Question ）聘请他来监督给答题者出的问题。他自己也主持了一档节目《头头是道》（Of Many Things ），把有趣的流行文化现象与对历史事件的讨论结合起来。埃文斯曾写了两本书揭示公众的无知。第一本叫《废话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nsense ），出版于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时。书的开头令人难忘，写着“我们可能走完了过去，但过去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结束，石器时代的想法与最新的科学思想并存着。只有一小部分人跨越了黑暗的中世纪，在一些有着最清醒头脑的人士看来，就像洛根·史密斯（Logan Smith）所说的，我们掉进了‘毛毛虫的巢穴’”。埃文斯指出，仍有数百万人相信巫婆的存在。他告诉读者，“1926—1936年的10年间，《纽约时报》刊登了50多篇有关巫术的报道”，其中15篇发生在美国。他警告称，我们距离无知仅一步之遥。因为“理性思考的人寥寥无几”，并且作为“科学的生命”的怀疑精神十分少见。这本书大受欢迎，埃文斯几年后又出了一本书，叫《幽灵的踪迹》（The Spoor of Spooks ），也是轰动一时。他的书籍如此受欢迎，表明读者认同他的警告。
“二战”后，有一群大学教授开始着迷于研究公众无知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值得一谈，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的研究。他叫托马斯·A. 贝利（Thomas A. Bailey），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大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贝利像典型的杰出历史学家一样，有着一头白发和一张友善、智慧的面孔。他的名字可能听起来耳熟，因为他曾编写了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教科书之一——《美国的庆典》（The American Pageant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书如今依然在销售。跟大多教科书不同的是，这本书读起来让人觉得作者很真实。人如其书，贝利也很诙谐、机智。有一次，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渴望见见这位写出《美国的庆典》的历史学家，便去拜访了贝利任职的斯坦福大学。当他找到贝利时，这位历史学家正在一楼的大办公室，身边是打开的一箱又一箱复印的文稿，有成千上万份。贝利正在把这些大箱子往里拿，一抬头，看到这位学生面色吃惊，妙语便出，“如今呀，不复印，毋宁死”。
贝利的专业是外交史，但他对公众舆论的着迷始于他领悟到一点：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外交危机都是由公众舆论引起的。这个观点为他写的另一本极受欢迎的教科书《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的前几章奠定了基础。控制事态的并不是外交官，而是普通民众。正如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言，“在政治中，若还说什么现在统治世界的是公众舆论，几乎是废话了”。
贝利觉得这种情况让人不安。他在1948年出版的《街上的人：美国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一书中写出了这些担忧。（他在该书第一页就强调了穆勒的那句话。）这本书读来就好比穿越一个外交政策的鬼屋般让人胆战心惊。每隔几页，这些“街上的人”就差点把美国带入灾难的边缘。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大西洋沿岸的民众要求海军把几艘重点驻守在西印度群岛的战舰调过来，以应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而当时这些战舰在那里等候西班牙舰队的到来。贝利写道：“如果西班牙舰队再强大一些，故事的结局可能就不会这么圆满了。”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就战败了。“二战”中，一群民众高喊着“先拿下日本裕仁天皇”。他们群情高涨，军队备感压力，改变了先拿下希特勒的决定，“从而延长了战争，甚至差点儿战败”。
贝利认为，推动这些错误举动的正是无知。“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无知程度骇人听闻，这是美国公众舆论最突出和最危险的缺陷之一。”贝利言辞尖锐地写道。作为论据，贝利提到了一项有关《大西洋宪章》的民意调查。《大西洋宪章》规定了同盟国进行战争的目的，让士兵和选民了解战争的意义，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章程之一。1942年，80%的美国人承认他们并不知道《大西洋宪章》为何物。而当时距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才过去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