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是美国大学篮球联赛进入高潮的一个月份，在此期间，全体美国人都会为这一赛事而陷入疯狂，“疯狂3月”因而得名。用谷歌搜索一下，便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疯狂程度。仅是输入“疯狂3月球迷”，就会跳出数以千计的新闻报道、日记和视频，这些都证明了球迷对于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组织的这一赛事有多么热爱。你可以搜到这么一则视频：得克萨斯大学对阵维克森林大学，疯狂球迷的疯狂3月。
视频内容是，2009年，一位得克萨斯大学长角牛队的铁杆球迷正在观看长角牛队与维克森林大学魔鬼执事队的一场比赛。长角牛队快输了，而这个粉丝快疯了：
“他们要让我心碎了。”
“投！投球！那个大个子已经犯规离场了！投呀！投球！”他大声尖叫，“投！”
“对，对，对！对！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舞足蹈了一会儿。
“加油，小伙子们！耶，乖宝贝！进攻！”
几分钟后……
“开什么玩笑？”
“他们全都在瞎打，不输才怪，天哪！”
几分钟又过去了。长角牛队一度在加时赛中领先了8分。但当哨声响起时，他们还是输了。
“我就说吧，他们会让我心碎的。”这个球迷开始破口大骂。在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有这样一条表示同情的评论：
“球赛就是这样，不管输赢，都是情感的宣泄。我以前也跟视频中的男子一样，但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不要那样了。所以，我现在都是出去后才大喊大叫。”
那么，现在假设你就是那个球迷，篮球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而现在刚好是选举投票的时候了，你的脑海中是否会闪过一丝念头，长角牛队的输球可能会影响你的投票行为？我猜，在没有读到过鲨鱼袭人事件和干旱对选举产生的影响之前，你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但现在，你知道自己将做何回答，并且你的回答是正确的。2010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安德鲁·希利（Andrew Healy）、内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塞西莉亚·永珠·莫（Cecilia Hyunjung Mo）指出，体育比赛的结果会影响选民对于时任总统的评价。社会学家曾在2009年的“疯狂3月”期间，向在第三轮和第四轮比赛中胜出球队的球迷调查他们对奥巴马的看法，得到的结果要积极很多，奥巴马在这些人中的支持率上升了约2.3%。
他们也调查了橄榄球球迷的反应，得到的结果相同。获胜球队的球迷比失败球队的球迷对时任政府更加有好感。如果他们支持的球队在选举的前两周赢得比赛，那么他们对于时任政府的支持率就上升1.05%。社会学家由此认为，“我们找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当地大学橄榄球球队在大选前夕的成功与失败，会显著影响时任政府在该地区的选举前景，这表明选民会因与政府政绩无关的自身的悲喜来奖励或是惩罚时任政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结果表明：选民的投票决定受到与时任政府的执政能力或效率不相干的事件影响”。
鉴于上述结论以及之前巴特尔斯和阿亨所说的，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民主无望了。和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样，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把舆论和民意说成是丢失理性的、飘忽不定的，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该结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
会被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投票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社会学家说，2010年智利地震同样影响了智利的大选，就像上文提到的干旱和洪水影响了美国的大选一样。有没有可能，智利和新泽西州的人们对于某个自然事件产生的类似反应只是出于巧合呢？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当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对一些事件产生同样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并不合理时，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反应是由一种演化的心理机制引发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现代事件只是导火索，唤醒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本能。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继续讨论。
在科学证据面前，我们不可能再假装认为，可以运用纯粹理性这一优点来引起甚至赢取政治辩论。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我们解决政治辩论的方式就是提供论据，而这些论据让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就是理性的。我们落入的陷阱就是：我们坚持认为理性论据是影响我们的唯一动力。但有丰富的证据可以证明，民意和舆论往往不是理性的，我们的反应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是看不见的力量。
问题不在于选民愚蠢，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详细阐述。问题在于，人类在石器时代是以小群体群居的，而今天的民主社会由数百万人组成，我们从石器时代继承的大脑与我们处理今天的挑战所需的大脑之间出现了错配。这种错配可以解释为什么本能在政治上经常误导我们。本能最初的形成是为了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小团体成员与其他小团体竞争，而不是作为大众社会的一员与其他大众社会竞争。无论新泽西州选民投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心理原因是什么，鉴于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种原因都是不合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迫使领导者为糟糕的事情承担责任，这在石器时代或许是一个稳妥的策略，即使它不太完美。相较于没有运用这种策略的人，那些出于本能运用这种策略的人很有可能更占优势，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适合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将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在一个易受一系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现代化多党派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策略绝不明智。
那么，情感在政治中所起的邪恶作用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对此已经多有耳闻。问题并不是情感本身，而是这些古老的本能导致了我们的情感被错误地应用。如果想了解政治，那么必须了解这种本能是如何干扰我们以及为什么会干扰我们。关于这个答案，接下来我会反复提及的一点是，本能在政治上会失效，是因为我们搞错了大环境。
归根结底，政治是本能（及其所触发的各种情绪反应）与高阶认知在大脑里进行的一场拉锯战的结果。虽然政治通常是围绕着候选人的简历、意识形态和个性而进行的，但其实政治不是关于候选人的。政治是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大脑里所发生的一切。
不久之前，我们对于本能与现代世界在哪些方面是错配的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科学的发展已经足以让我们自信地说出，人类最重要的那几种本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政治的。我们不再需要猜测了。从过去二三十年开始，某些领域是从过去几年开始，科学家已经着手揭示我们决策过程中的秘密了。大脑不再是一个密封的黑盒子。科学已经开始将它撬开，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了解本能的根源，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解释人类在政治中大部分神秘的行为。在《政治动物》这本书中，我将探索引发这些新见解的科学突破。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对于大脑的这种新型理解不是单纯地属于一个科学分支。只有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分支学科里认真研究，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它。这些学科包括神经学、遗传学、进化心理学、人类学、行为经济学、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博弈论。在本书中，我引用了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我希望能和读者分享我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的兴奋之情。作为一名记者和历史学家，在引用那些研究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像是一名在异国他乡游览的观光者，但这样的比喻也不完全贴切。虽然我对科学家使用的数学很陌生，我对所要抵达的彼岸却如家乡般熟悉。我看到的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树木和同样的房子，但它们看起来又不太一样。因为科学改变了我的视角，我也希望科学能改变你的视角。
在科学的帮助之下，本书将着力解决以下4个主要问题：
1. 为什么选民的好奇心和知识是有限的？
2. 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看懂政治人物？
3. 为什么我们不能更现实一点儿？
4. 为什么我们对陷入困境者的同情往往看起来比较少？
读者可能会问，回答这4个问题有什么好处？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曾问自己这个问题。了解这些本能有什么好处？你的直觉可能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好处，毕竟本能就是本能，对吧？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我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反应。即使我们意识到某些认知偏差也仍会将它们坚持下去。伟大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后面仍会提到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总是屈服于那些由自己识别出来的认知偏差。社会学家说，实验中意识到认知偏差作用的受试者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并未减少。某一党派的坚定支持者一般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党派的候选人，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正如接下来会看到的，我们天生就不是客观的。（参见第七章）
但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塑造应对事件的方式。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但我们可以消除许多破坏民主的本能，同时加强其他有用的本能。总体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本能在信仰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做到的。我们没必要看出那些存在于个人想法中的本能的认知偏差，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受制于这些认知偏差。然后，我们可以运用本书结语中概述的那些措施尝试消除这些认知偏差的影响。
其中一个措施是从鲨鱼袭人事件的教训中得出的。大环境很重要。如果是因为大环境出错而导致我们的许多本能出错，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能够改变大环境的一切方法，以便让本能发挥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弄清楚如何使本能有利于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我稍后将会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的方法之一，是让自己充分接触不同来源的信息，培养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看待政治。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多亏了一种基础本能：社会本能，即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说的“群居性”。我们喜欢群体，用群体来自我定义。通过选择生活在一个由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的社区（即群体）中，我们的思维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你肯定听说过“用脚投票”，这是用脚思维。可以肯定的是，这要求我们超越另一种本能：想要生活在与自己相似的人群中的本能。但那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种本能：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喜欢生活在城市。多亏了进化，我们才没有成为趋向同一个方向的、只拥有几种本能的物种。所以，我们才拥有自由，走自己的路，所缺少的只不过是意愿罢了。
最后，虽然本能就是本能，但人类要高于本能的总和。即使进化心理学家也承认，进化并不是命运。今天的妇女不必像石器时代的妇女一样对丈夫言听计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即使东非马赛族的妇女可能完全顺从丈夫，印度东北部的卡西族妇女却并非如此。因为卡西族仍延续母系社会的传统，妇女是统治者。
人类并不是进化史的囚徒。正如我在结语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自我解放。科学正在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了。
[1]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