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适应”，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阿亨（Christopher Achen）在破解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2002年，阿亨正在普林斯顿市中心逛一家名叫米考伯的书店。他刚好看到了出版不久的关于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的两本书（没错，我们又回到了鲨鱼袭人的话题），醒目地摆放在书店最前面的桌子上。一本是《恐惧十二天》（Twelve Days of Terror ），作者是理查德·G.费尼科拉（Richard G. Fernicola）；另一本是《靠近海岸》（Close to Shore ），作者是迈克尔·卡普佐（Michael Capuzzo）。（当撰写本书序言中1916年的那场灾难时，这两本书我都进行了参考。）阿亨被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当他站在书店里，思考着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人带来的必然影响时，他想起了与另一位政治学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一次对话。他回忆说：“我当时正跟拉里谈论一个关于选举的政治学的观点，即当时局不好时，人们会投票反对执政党，不管这些执政官员是否对不好的时局负有责任。拉里幽默地回答道，‘如果一颗流星击中了亚利桑那州，他们就会投票反对执政者’。拉里现在不记得自己说了这句话，但我当时听来觉得这句话很关键，虽然我们都相信这种逻辑结果，但没人阐述过它所暗含的意义。”
那是阿亨经历的一个经典的顿悟时刻。“忽然间，站在那里，就在书店，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流星’。显而易见，如果我和拉里的看法是对的，那么1916年夏的鲨鱼袭人事件应该拉低了1916年秋伍德罗·威尔逊的得票率。”当时，这位总统正在竞选连任。鲨鱼袭人事件对那些依靠夏季经商维持生计的海滨居民来说，意味着经济灾难。第二次鲨鱼袭人造成了查尔斯·布鲁德的殒命，在这之后，游客都陷入了恐慌。一个以游乐和嬉戏著名的旅游胜地突然间因鲨鱼和死亡而闻名。酒店空了，服务游客的小店铺破产了。正如费尼科拉在书中写的，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时约为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 600万美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当时刚拿到一笔奖学金的阿亨待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进行了数周乏味且沉闷的研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1912年威尔逊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新泽西州的投票结果，然后与1916年的投票结果进行比对。这意味着他需要挖掘相关地区的投票结果，而在此之前，无人研究这些。他还需要钻研有关鲨鱼袭人事件的记载，并且要熟悉当地的政治局势。“我心想，”阿亨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收获的话，那么我得下一番苦功去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鲨鱼袭人事件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不然，给我奖学金的人会想着收回自己的钱的。”
阿亨当时很有可能徒劳无功。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之前曾是新泽西州州长，与新泽西州的选民关系密切，并且他与泽西海岸居民的关系非同一般。夏天，他会过去度假，入主白宫之后依然如此。另外，他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鲨鱼袭人的消息一出，他便采取措施，以示关注。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命令国民警卫队巡视当地海滩。1916年秋，作为一位避免让美国卷入“一战”的总统，威尔逊要竞选连任了。但是，那年夏天，当鲨鱼袭击人类，让公众陷入紧张不安时，他宣布带头“向鲨鱼开战”。如此看来，选民可能因鲨鱼袭人事件而拒绝投票支持威尔逊的想法似乎有些牵强。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阿亨发现了什么呢？从整个新泽西州来看，在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威尔逊保持了与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大致相同的支持率，但在恐惧气氛最盛、经济受挫最重的4个城市里，威尔逊的支持率下跌了约3%。当他继续深入研究各个镇的投票情况时，阿亨得到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海滩周围的社区中，威尔逊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查尔斯·布鲁德被鲨鱼袭击的斯普林莱克，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天堂海滩，就是查尔斯·范申特的殒命之地，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无他，仅仅是由于鲨鱼袭人事件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阿亨查看了一下“大萧条”对赫伯特·胡佛1932年在新泽西州得票率的影响，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1916年的鲨鱼袭人事件对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选民的影响，相当于1932年“大萧条”对新泽西州选民的影响。
这太可怕了。让7月发生的偶然事件影响11月的选举行为，不应该是理性的选民所为。领导者只应为自己可以理性负责的事情负责。只有当政治人物辜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应该投反对票，而不应因一些超出政治人物控制的、影响我们自身的事情影响投票行为。威尔逊本不应该因为鲨鱼袭人事件而失去任何一张选票。那次事件不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他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阻止事件的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表达关心，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对于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的人们来说，这些还不够。
如果说哪一年的大选投票最需要进行清醒的审议的话，非1916年莫属。当时，欧洲遍地战火。两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士兵遭到了杀戮，惨烈之甚前所未见，而美国也有被卷入的危险。下面是当时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些头条新闻标题：
德国加快潜艇作战，8月1日至9月11日击沉194艘船
法国突破南防线，索姆河大战正酣
美国人在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丧生
法国将亡！兴登堡说，如法继续作战，将令其全军覆没
如此种种的新闻标题，即使今天看来，仍会令人想起那些可怕的画面，至少当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网站上看到这些标题时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在美国政治学家阿亨看来，它们并未成为那些海滨选民投票的主动力。他们的主动力是造成恐惧和经济损失的鲨鱼袭人事件。
竟是鲨鱼袭人事件！
如果问问那些选民，为什么投票反对威尔逊连任，他们无疑会给出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投票反对威尔逊的原因也并不难寻。西奥多·罗斯福等奉行“大棒政策”者觉得威尔逊畏首畏尾，是个和平主义奉行者。反战派代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辞去了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一职，因为他认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主义立场不够坚定。那些爱尔兰裔认为威尔逊与英国走得过近。许多商界领导者认为他改革过度。妇女参政权论者奚落他，因为他不愿支持国会通过一项赋予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原因。鉴于当时的情况，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很容易。上述所列的立场，任何一项都合乎情理。如果问斯普林莱克的选民为什么给威尔逊投反对票，他们给出的原因极有可能也是合理的。人人都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们需要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合理，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尊。但事实是，当解释我们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我们经常撒谎，不仅对别人撒谎，也对自己撒谎。
阿亨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某种动机背后的真相，不要认为仅仅通过询问就能了解。我们必须研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规律，从而了解塑造他们想法的真实力量。我们把研究局限于个体（即使有时这些个体碰巧是我们自己）时未能发现的真相，可能就在这些规律之中。我们认为自己十分了解自己，但实际上，我们会把一些事情隐藏起来。即使对自己诚实、坦率，我们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知，因为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大多是无意识的。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把我们当作某个群体中的成员来研究。这才是获取真相之道，也是2002年克里斯托弗·阿亨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的收获。
我们总是认为，人们如果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是理性的人。其实，我们落入了一个陷阱，即把人们（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话太过当真。我们不该如此。天堂海滩和斯普林莱克的选民投票不理性，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就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是政治。政治是一些隐藏的规律，需要像阿亨那样的政治学家从陈旧的记载中挖掘才能发现，别无他法。这些规律至关重要，只有理解了这些规律才能了解政治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
如果想避免上文提到的那4种极易发生的、破坏民主的错误行为，我们就必须要理解这些规律。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详解这4种错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