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讲述几则故事，看看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多么荒唐、可笑。一位母亲因在一次竞选活动上与约翰·肯尼迪有了一次短暂的目光接触，从此以后便成了他的忠实支持者；一群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对他的忠诚在40年以后依然未减，现在仍无法接受“水门事件”；一些人认为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还是个穆斯林。当讲到这些人及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时，我想让你明白，误解政治的人不仅仅是一帮怪异的无知之徒，我们每个人都会误解政治。那位迷恋肯尼迪的母亲怎么样？她受过教育，十分聪明。那群尼克松的支持者也是如此。那些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的人，许多也是有识之士。政治学专家、政治人物和总统，甚至那些精通政治的人，也频频对政治判断失误，令人错愕。他们也误解了政治。
当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时，我会集中笔墨于4种错误行为上：（1）我们中的许多人政治参与度不够，变得越来越冷漠；（2）我们对政治人物的判断通常都不正确；（3）我们对待那些告知我们真相的政治人物过于严苛；（4）我们经常在需要的时候未能表现出同理心。
这4种错误行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加深入地探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迷惑性。对于第一种错误行为，有证据表明，数千万美国人（真的有数千万之多）的政治参与度不够，对政治的了解严重不足，只能无知地投上一票。这种错误，令人震惊。人类天生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们知道，婴儿出生9分钟后就开始对身边的面孔感兴趣了。随着长大、成年，我们会表现出非凡的接收新信息的能力。在电脑键盘上动几下手指，我们就可以查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但仍有数百万人搞不明白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地和宗教信仰。
第二种错误行为是，我们难以正确地判断政治人物，这同样令人困惑。一般来说，我们在识人方面是有天赋的。一位普通人看一眼自己的朋友，就能知道他今天过得顺不顺利。我们不能真的看透别人的心思。而且，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动机都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识自我。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我们以为激励自己的是这件事，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件事。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说，我们并不特别擅长判断别人是否在撒谎。但他们又说，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便是我们拥有看懂他人意图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人4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展。科学家说，拥有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人类得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更好地看懂政治人物呢？当事实证明他们与我们的预期不同时，为什么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示难以置信呢？
第三种错误行为是，我们倾向于惩罚那些讲真相的政治人物。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都宁愿逃避不愉快的真相。但是，如果由着意愿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不可能生存这么长时间。当一只豹子拦住你的去路时，你不得不应对，而不可能凭主观意愿使之离开。那么，当一位政治人物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相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他失言了呢？难道我们不想知道真相吗？
第四种错误行为是，缺乏同理心。考虑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同理心，这种情况显然令人费解。媒体不断着重报道在灾难中帮助他人的楷模，这些楷模甚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科学已经证实，我们本能地会对他人表示同情。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当看到一个人感到身体疼痛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虽然不是真的感受到身体疼痛，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对于吸毒者、囚犯、穷人和其他不幸的人的痛苦没有那么敏感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答案就是，所有的这些情况下，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或者用我一直强调的说法——本能）出错了。好奇心、读心术、现实主义、同理心无非是本能的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想向你证明，在政治上，这些常常不起作用。它们会失灵、失败，然后引我们误入歧途。我想要证明的还不只这些。在本书中，我将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当涉及政治时，我们的本能几乎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本能在政治方面出了错？为什么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相信本能，在政治方面却不行？为什么当我们在丛林中遇到一只美洲豹，或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遇到“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时，本能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我们试着看懂一位政治人物或是决定投票给谁时，本能无法提供帮助了？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本能在现代不仅失灵，还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的选择？答案是，现代政治与石器时代人类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而石器时代形成的本能深深地嵌入人类的基因，形成大脑中最为古老的进化区域。这种经历的截然不同，导致我们现在频繁地自我破坏、颠覆民主，而这些都不是我们有意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为现代世界而“造”，而是为石器时代而“造”。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古老的本能仍然可以发挥有利的作用。无论对面站着的是一只美洲豹还是“开膛手杰克”，我们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战斗还是逃跑？”如今的人类寻找配偶时考虑的因素与千百年前一模一样，女性都比男性更为挑剔，因为她们不得不挑剔——毕竟生孩子的压力只能由女性自己承担。
上文中，我使用了“造”字，可能会有误导性。本书使用该字，纯粹是出于便利。我并不是要暗示人类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不是被谁造出来的。
但是，人类的进化程度不足以使其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游刃有余。我们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并通过打猎、捕鱼和采集果实生存和繁殖下去。人类及其祖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了几百万年，换句话说，人类自产生以来，99%的时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今天，我们的政治能力很糟糕，如随意投票、看错领导者、被花言巧语迷惑并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处理好今天的政治局势。要想靠本能搞好政治，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相较于石器时代必须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未实现。生物学家估计，一个物种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人类改变其主要的本能）需要花费2.5万年，即1 000代人。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只有一万年，即400代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段时间的缺口。正如进化心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言，“要想理解现代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关键是要认识到，人类的脑回路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解决现代美国的日常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狩猎者祖先所面临的日常问题。那些石器时代的优先事项，使我们的大脑更善于解决一些问题，而不善于解决另外一些问题”。
既然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如此，是否意味着人类注定要按照原始人可能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这么认为，看看每天早晨的头条新闻就知道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时人们会说，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认为，我们把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看作是预置好的更为恰当。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它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虽然某种特征可能是天生的，但这种特征能否导致你在某种情况下做出某种行为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假如你开车行驶在一条拥堵的公路上，跟在一辆缓慢移动的车辆后面，而你已经迟到了，那你可能会十分愤怒。但是，若你是位佛教徒，或者只是碰巧经过了一个带有微笑面孔的广告牌，瞬间心情大好，那么你可能不会生气。精神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疲劳时的我们与睡眠充足后能量满满的我们，行为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越疲劳，自我控制力越弱。疲劳破坏了我们大脑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所以，疲劳时，我们会疾言厉色。
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我们远远不像数千年前的人类那样暴力，这是由于文化因素。现代世界中，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暴力通常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警察可以为了制止凶手而拿起武器，但你不能因为邻居连续数月把一辆废弃的汽车停在他自己的私家车道上就向他开枪。
尽管如此，我们身上那些预置的特质毕竟还是预置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总结道：“我们现代人的头骨中藏着一个石器时代的头脑。”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本能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正如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些本能尤其不适应我们在现代世界中面临的政治任务。虽然我们的本能或多或少都对应着日常挑战，但在政治上经常无法匹配。这就产生了一种错配。人类的许多特质虽在石器时代很有用，但在今天用处不大。正如生物学家所说，它们水土不服、无法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