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著成基于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来自十几个学科，所以我要感谢这些人。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他们的研究让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
我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是一名记者，但我是在专业领域之外做研究，所以仍有诸多欠缺之处。在读科学领域和社科领域的著作时，我需要不断请教这些学者，而他们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因此我对以下诸位深表感谢，他们是马克·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玛丽·李·詹斯沃尔德、库尔特·朗及格拉迪斯·朗夫妇（Kurt and Gladys Lang）、乔治·马库斯、迈克尔·邦·皮特森、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以及戴维·皮萨罗。2010年，戴维·皮萨罗在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的精彩演讲让我茅塞顿开。他帮我理清了这本书的主题，即面对政治问题时，我们为何总是措手不及。他的答案是，被情绪影响了决定，已习以成性。这在石器时代可能是一件好事，在今天却未必。
说到历史学家，我尤其要感谢蒂莫西·纳夫塔利和卢克·里克特（Luke Nichter），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才了解了复杂的“水门事件”。我还要感谢几位曾与我深入交流的朋友：迪克·韦斯利（Dick Wesley，已故）、罗德·德克尔（Rod Decker）以及伯纳德·韦斯伯格（Bernard Weisberger）。伯纳德现在年过九旬，仍坚持审读了本书初稿。他是我最好的导师。感谢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帮我在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搜集资料。
最开始想写这本书，还多亏了我的经纪人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鼓励。当时，我们正在纽约的巴尔萨泽餐厅共进午餐。可怜的他，在我最终找到切入点之前，阅读了无数混乱不堪的草稿。我很荣幸能够与三位来自Basic出版社的编辑合作。劳拉·赫尔默特（Lara Heimert）见解深刻、思维敏锐，愿意负责一个历史学家写的社科类读物，勇气可嘉；罗杰·莱柏瑞（Roger Labrie）负责把我的手稿编成打印版，认真负责、聪明机智；约翰·威考克森（John Wilcockson）负责稿件的审校工作，精益求精。文稿中很多矛盾的地方，多亏他才得以改正。
各位读者，你们知道，我得好好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我才如此热爱研究政治。我多么希望母亲在世时能看到我写完这本书，但为时晚矣。她曾两次战胜病魔，但很遗憾，她没能赢得第三次。
我还想感谢我的妹妹兰迪·申克曼（Randi Shenkman）。在写“水门事件”时，是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Kutler）的《滥用职权》（Abuse of Power ）一书伴我左右，而这本书正是兰迪数年前送给我的礼物。她还在扉页上写下：生日快乐，尼克松最忠实的拥护者。我在本书里承认自己曾支持尼克松，现在，大家都可以拿这个来开我玩笑了。
当然，我要把最重要的感谢留到了最后，留给了我的丈夫约翰·斯塔基（John Stucky），能与他结婚4次，我深感荣幸。2004年，俄勒冈宣布同性婚姻合法，我们便注册结婚了。后来，俄勒冈又突然宣布同性婚姻不合法，于是我们那些结婚文件都无效了。2005年，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注册结婚，但在外国结婚一直让我们耿耿于怀，后来康涅狄格州宣布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马上在那里注册结婚。而第四次结婚，省去了一切麻烦。2014年，在我们居住的华盛顿州，同性婚姻自动被合法化，所以从2007年以来我们的结婚文件自动在该州有效。我们在一起已经15年了，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如果读者们在本书中能读到了些许愉悦的语气，那都要感谢约翰。他是人人梦寐以求的最佳伴侣，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要把当天在办公室的研究成果一一说给他听，他提出的尖锐问题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所阅读的材料，而每当我在写作过程中心力交瘁之时，他总是不吝支持。
他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合法了，这让我很高兴。在对同性婚姻的舆论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我们还能够顺利结婚，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惊喜之一。就像我在本书中写到的，科学让我们可以对舆论持乐观态度，而过去几年，我们的婚姻生活也证明，舆论并非一无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