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童话故事的不仅仅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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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渴望政治具有可预测性，这种渴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这种看法没错的话，这应该已经成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了，不是吗？像这样强大的力量应该已经使政治的可预测性成为现实了，可实际上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它其实已经实现了，只是我们称之为：故事。政治人物一直在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放松。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故事让一切变得容易理解。里根总统就是一个例子。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什么？故事。吉米·卡特在任时，通货膨胀，而且未能救出伊朗扣留的美国人质，军事上也显得无能。这些都让人们觉得，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现在却逐步衰退。里根总统上任后，人们的感受变了，重新获得了自信。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是否缓解了通货膨胀，提升了军事实力？可能并非如此。毋庸置疑，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主要是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让人们恢复自信。他是一个很棒的啦啦队队长，因为他特别擅长讲故事。
里根一上任，就给美国人讲了第一个故事。在就职典礼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用马丁·特雷普托（Martin Treptow）的故事来激励我们。里根说，特雷普托就埋葬在与华盛顿广场英雄纪念碑咫尺之遥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与参加就职典礼的人们相距不远。特雷普托是艾奥瓦州的一名理发师。1917年，他自愿加入著名的“彩虹师”，来到法国参战。他在西部前线冒着炮火在军营之间传信，后来壮烈牺牲。触动里根总统的是这名士兵遗体边的一个日记本，扉页上写着“我的誓言”，后面写着：“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要努力、我要拯救、我要牺牲、我要坚持、我要尽最大努力英勇奋战，就好比所有的战争问题都将由我一个人来肩负。”
特雷普托故事的意义是什么？是宽慰美国人民，让他们明白他们能够克服当下的巨大挑战。里根说，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像马丁·特雷普托那样做出牺牲，也不需要号召数千人来做出牺牲。然而，我们确实需要竭尽全力，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伟大的功绩，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也终将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
许多人会疑惑马丁·特雷普托是谁。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里根总统并非很了解他，也不知道特雷普托真正埋葬的地方。当研究人士开始挖掘的时候，他们发现里根犯了一个错误，特雷普托并非如他所说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纽约时报》第二天称，特雷普托其实长眠于威斯康星州的布鲁姆。因此，里根在第一次对全国人民演讲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这种事情在他任期内司空见惯。白宫官员陷入被动，不得不承认里根确实搞错了。但是，里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此表现出紧张。他的助手们发现，当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个故事时，就会一遍又一遍讲述这个故事，哪怕里面有错误。里根的媒体负责人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解释道，这是因为里根从不相信别人会对他撒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助手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里根又讲述了不真实的故事。他们后来逐渐明白，里根特别固执己见，一旦他坚信一件事，就很难改变。但神奇的是，美国人民和总统一样，不在乎故事的真实性。就算《纽约时报》又发现里根搞错了事实，那又如何？正如里根的演讲撰稿人佩姬·努南（Peggy Noonan）在回忆录中所说，重要的是故事。我们尊重的不是事实，而是故事。
我们为何如此青睐故事？因为它们提供了我们渴望的合理的因果关系。故事中，“1＋1＝2”，一切互相叠加，生活变得容易理解。故事通常正邪两立，这样的设定特别吸引人。毕竟，还有什么比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较量更容易理解呢？心理学家说，5岁的儿童就可以理解这个概念了。
几年之前，著名的社会学家霍华德·加纳（Howard Gardner）试图找出成功人士身上的共同点。在回顾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马丁·路德·金等11位杰出人士生平经历之后，加纳得出了结论，这些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能够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发现，讲故事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和感受自我，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向哪里。讲故事是领导者文字军火库里最为强大的武器。那么这些故事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像5岁儿童那样把世界视为光明与黑暗双重对立的视角。这一点为什么如此重要？加纳解释道，成人永远保持对这些基本故事的敏感性。他认为，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后来被当作星球大战。里根的批评者将该计划比作一部善恶对决的电影来贬低它，却神奇地改善了该计划的形象。里根总统就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一样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领导者们之所以喜欢故事是因为故事通俗易懂。政治就是要让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能够参与议题的讨论。政治人物通过一些好人与坏人的简单故事可以让所有听众完全理解他的语。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擅长讲故事，那么选民对他的印象会如何？会认为他很聪明。因为所有人都能够听懂故事。正如我们知道，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政治人物的长相和表达，而是他们给选民留下的印象。
故事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故事和神话一样，能够帮助我们适应和改变。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让我们想象，有一位女性，1900年出生于德国，2000年去世。她的一生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第三帝国、德国的分裂和德国的统一。虽然经历了5个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但她的DNA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这些社会政治体系内公民的自我体验故事发生变化。故事变了，人们的行为也就随之变了。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就和今日的德国人行为举止不同。
和动物相比，我们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讲述故事的能力。大部分动物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使有也非常缓慢。它们的进化需要数千年的时间，而我们则不用，这都是因为故事。我们不需要进化来改变，只要讲述不同的故事就行。
政治人物充分利用了我们对故事的敏感性，他们不断变化自己的故事来迎合我们的需要。如果某一年选举我们想要一个“局外人”，他们就会强调自己人生故事中一些显示自己是局外人的重要时刻。4年后，如果丰富的经验让他们更容易有机会赢得选举，他们可能会通过改变故事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老到的内部人士。
谁会赢得竞选？这就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但关键因素之一是政治人物讲故事来说服选民的能力。因为故事让我们团结起来。有故事的政治家可以让我们团结一致支持他（她）。这是什么原理？人类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