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擅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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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旨在帮助美国选民了解现代选举的网站列表：
表2–1 美国部分选举相关网站
这张列表并不完整，此类的网站实际上多达数百个。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能帮助选民更加了解新闻里探讨的问题和参选的候选人。点开congress.org网站，可以找到正在等候国会通过的那些议案的信息，也能看看代表你的议员是如何投票的。点开“美国明智投票项目”的官网votesmart.org，你可以查到在国会里代表你的是哪一位议员以及他们在各个议题上的立场。打开问答网站quora，你能找到你想知道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总而言之，这些网站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之前提到的无知问题，它们能帮助选民获取知识，帮助选民变得明智些。
这样的目标听起来很可敬。想象一下，如果选民突然之间了解了事实，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那应该就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卡米洛特 [1] ?社会中。真的会这样吗？1988年之前，没人知道答案。然而，就在1988年，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现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协商民意调查的概念。在普通的民意调查中，选民会被问及一堆关于某些议题的问题，这些议题可能是他们知道的，也可能是他们不知道的。民意调查者和选民之间的互动仅此而已。而在协商民意调查中，如果选民对于被问及的问题不太了解，他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些议题。通常，通过参加周末举行的会议，选民便有机会学习各方提供的材料，并就自己看到的内容进行深入讨论。专家也被邀请来帮助参加会议的选民理解那些材料。到会议结束时，这位选民已经对被调查的议题了解了很多。那时，再对他进行一次调查。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选民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吗？那些学习起作用了吗？1994年，英国在电视上直播了一场协商民意调查的会议。300名具有代表性的选民，包括文员、教师、蓝领职工、白领职工、医生和律师，男女各占一半。结果呢？那些本来对繁多的议题不太了解的选民突然之间知道了很多，而所花费的时间只有一周。来自各个群体的人们都表现出成长的力量。人们接触到相关的信息之后，会改变自己的意见。他们变得更加注意细微之处了，觉得政治家们平时给出的简单答案远远不够。例如，尽管仍坚持对罪犯采取严厉态度，并坚持认为监狱的条件应该“更加艰苦、更加不舒服”，但他们开始拥护一些之前拒绝的改革了。现在，他们更加注重对罪犯的再教育，也较关注他们享受的程序性权利了。
1996年1月19日至21日，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行了一场协商民意调查会议，正值大选之年，美国的电视台史无前例地直播了这场会议。这场会议吸引了460名参与者，他们代表了美国各行各业的人群，有的来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有的来自支持民主党的“蓝州”。1/4的参与者来自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的家庭。一位女士之所以同意参加这场会议，是因为可以住在有热水供应的酒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吉姆·莱勒（Jim Lehrer）担任会议总主持人，带领大家讨论的还有一些培训过的主持人。为了做到对每个党派都不偏不倚，参与者拿到的材料已经提前让民主党人芭芭拉·乔旦（Barbara Jordan）和共和党人比尔·弗伦泽尔（Bill Frenzel）审查过了。这一次，选民们在获得了大量的基本信息后，同样改变了看法，从刚开始简单地回答问题，到最后提出66个问题，他们的立场也变得更为微妙。而且，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更倾向于自由派。虽然舆论转而支持增加儿童保育和教育方面的预算，但这些选民认为，安全保障体系最好交由各个州的州政府去管理。这表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差终究敌不过事实。这些选民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似乎都愿意根据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当保守派了解了儿童保育带来的多项好处时，他们转而支持这个帮助穷苦人家养育孩子的项目。认为保守派只抱着僵硬的意识形态而罔顾事实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詹姆斯·菲什金在全球各地都举办了类似的会议，每次得到的结果都相同，堪称惊人：选民并不笨，只是无知。如果可以接触到相关信息，他们是可以消化、理解并搞明白真相的。这表明，民主可以有效实施，煽动者是可以被阻止的。菲什金指出，1996年，当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竞选总统时，人们问了他一个问题：是否会通过削减医疗保险开支来平衡预算。布坎南回答道，不会，他说自己会保护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回答在政治上十分稳妥。接着他又补充说，自己将会削减对外援助。这个回答也很安全，因为对外援助非常不受国内民众欢迎，但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无实际意义的答案。对外援助在联邦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接着大多数选民并不知情，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回答很靠谱。你瞧，选民需要的是事实。事实让他们有安全感。菲什金在此传达了一则乐观的信息：如果把事实交到选民手中，那么就可以使民主运转。换句话说，问题并不在于选民愚蠢，而是信息问题。
这似乎是菲什金的那些会议给我们的启示。民众是可以培养的，无知是可以被治愈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真的没有人有疑问吗？毕竟，我们把孩子送去上学，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在高等教育体系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学生有机会学习一些复杂科目的话，他们就会学习。缺乏知识的选民可以变成知识渊博的选民。我们虽然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以前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选民缺乏知识，但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无法学习，而在于不愿主动尝试学习。他们更愿意依靠认知偏差来指引自己的思考方向。 [2]
我们认为问题在于选民无知，但实际上，问题会不会在于动力缺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