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回声室
直到这个时候，我依旧认为，网络向我们展示了有那么多需要了解的事物，而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先前我们通过做减法来获取知识的策略——知识的形状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金字塔存在——已经极度不适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了。取而代之，我们正在采用那些利用具有近乎无限能力的新媒体的策略。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我们对知识本身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基本观念就被逐渐改变了。
然而，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处理多样性的策略中，4个里面有3个都向我们推荐了减法策略：多样性够用即可，利用版主以避免过多的多样性，并在讨论充斥着过多多样性的时候进行分流。会发生什么呢？轻易能获取观念与知识的超级丰富性是否对一切均无所改变？事实上，知识的超级丰富性是否使我们变得更加狭隘？将“出生地怀疑论者”——或者奥巴马总统的狂热支持者——分流到他们各自的讨论群中，他们会将外界的批评排除在外并互相怂恿，而不是向一种具有良好多样性的对话开放。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目标导向的政策讨论当中。在网络上，人们加入到那些与他们观念相似的人当中，既是因为与志趣相投的人相处起来令人愉快，也是因为这样更有效率。如果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争论不休，那么共同承担的工作将根本无法开展。
有些群组严格分流，只将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囊括进来，这样的群组被称为“回声室”（echo chamber）。如果人们生活在网络中的这种回声室里，那么无论回声室之外存有多少的差异、分歧以及观点，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向那些与我们想法一致的人看齐，那么知识就会掩藏其多样性，并会前所未有地排除更多的差异。
如果网络建立更多这种回声室，那最大的失败者将会是民主，因为公民的意见将会极化，并因此更难达成一致，也更难于做出让步或妥协。这或许是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00]最为关切的问题，他是一位宪法学者，目前担任白宫信息管理事务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长官。桑斯坦是如今美国引用最多的在世法学家，20撰写了一系列此类主题的书籍。在2001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一书中，他指出，当人们做出选择时，他们趋向于选择那些令他们觉得熟悉、舒服并强化他们既有信念的事物，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同质性”（homophily）的趋势。21桑斯坦在书中展示了同质性的破坏力量。他指出，“如果你选择最受白人欢迎的10个电视节目，然后再选择10个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节目，你会发现这些节目之间几乎没有重叠之处。实际上，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10个电视节目中，排名最靠前的7个在白人那里却是最不受欢迎的。”22“类似的分化现象也存在于网络上”，他补充道。23他列出了那些专为非裔美国人、年轻女性、年轻男性等诸如此类人设计的网站。他也引用了他与他同事一起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发现，在60%随机选择的政治性网站中，仅有15%的网站设置了其反对者网页的链接。“很多人听到最多的，是自己声音的回声，而且比自己的声音还要大。”24因为网络反而扩大了公民的选择范围，使得他们可以找到那些完全反映他们观点的小团体。
桑斯坦担心的是，情况可能比上述现象更糟。研究已经表明，当人们只与他们所认可的人交谈时，他们不仅会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会趋向于选择这些观点中更为极端的观点。25桑斯坦认为，导致这种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个群体中成员所持的观点种类本来就很少。第二，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被其他小组成员悦纳”，因而常常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使其趋近于那些占据主流位置的观点。“无数的研究中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26
桑斯坦所描绘的图景令那些关心民主的人感到害怕，同时也令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本来期冀因特网能让我们变得更接近理想中的那种有识之士：心智开明，尊重事实，热切地探索着不同的视角。桑斯坦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特别关注了线下互动。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事实上，是不是网络使我们拒绝开放观念，并将我们推向了那些更加极端的观念？
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毫无疑问地在网上发生。”27他的证据是，“显然，对很多人而言，互联网充当的似乎是一张孵化极端主义的温床”，28并且，他提及“网络瀑布”（cybercascades），即一种信条如果以真相之名传遍网络，会很快地获得大批的追随者。此外，“一系列的研究也表明，群体极化也存在于那些类似于网络的环境之中”。29但是，在网络上，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桑斯坦在其一年之后新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指出，“要判断这个问题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30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吗？还是很少出现？抑或一直存在？比较的对象是什么？有多频繁？有多大量？互联网上多样性的来源是否会去除群体的极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是那样一些来源而不是其他的来源？或许，如同克莱·舍基所揭示的那样，桑斯坦完全弄反了：或许“政治话语正变得越来越粗鄙”，其原因并非人们将自己隔绝在回声室里，而“恰恰是因为人们不断接触到其他的观点”。31
确实，一些近期的证据显示极化现象可能并不像桑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极端。32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与杰斯·夏皮罗（Jesse Shapiro）于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该文并不关注网站之间的链接，而是关注个人使用者在浏览互联网时实际访问了哪些网站。33该项研究的结果似乎与桑斯坦的“群体极化”理念所试图呈现给我们的图景相反：“那些极端保守主义网站，诸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访问者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访问《纽约时报》网站（偏自由）。而那些极端自由主义网站，诸如thinkprogress.org和moveon.org的访问者则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去访问福克斯新闻网（偏保守）。”34也就是说，那些访问最典型的党派回声室的人们，比大部分人更有可能访问那些与其政治分歧有不同意见的网站。
所以，网站是让我们的体验“窄化”，然后减损了我们之间共同的经历，导致群体极化，进而对民主造成了伤害吗？根茨科与夏皮罗的研究认为并非如此，但这只是一项研究，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争议。例如，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是我在伯克曼中心（Berkman Center）的同事，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35他指出，研究表明网络用户比所有其他传统媒体用户更加“与世隔绝”（insular）。确实如此，如果我们看看网络，用我们的经验做向导——而不是细致的方法论——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得出像卡斯·桑斯坦那样的结论，认为人们似乎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极化和不文明了。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吸引注意力，极端的言谈似乎是一个奏效的策略。
对于桑斯坦的问题，我们离得到一个确切答案还差得远。然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人们总是认为被网络变得愚蠢的总是“那些其他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通过使用谷歌搜索，互联网使我们更加聪明了——我们只要轻轻点击，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使得我们更善于探索一个话题，更善于寻找那些能够解释并说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的观点。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101]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变得更笨了，但原因则和桑斯坦所说的恰恰相反。卡尔在他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开头便指出，2007年，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认知过程因网络发生了改变，但并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去了我原来的大脑”，他在书中写道。36对于卡尔而言，其原因不在于网络上的回声室，而大致与之相反：网络那些闪烁的链接、嘈杂喧哗的多样性使我们变得愚蠢。卡尔认为，网络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网络弱化了我们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支撑我们专注性地获取知识、归纳推理、批判思考，想象以及沉思的关键。”37他引用了一系列关于大脑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借此证明互联网不但让我们能够进行不同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差了。
卡尔所作的描述与我们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事物相吻合：如今我们似乎更容易分心了，我们读那些长篇书籍的耐心更少了。我们想跳过那些枯燥的部分直接得到书中的精华，在网上我们甚至都忘了我们为何来到这个页面。与此同时，卡尔所引用的研究与我们今天自己的感知却并不相符，我们认为自己比之前变得更聪明了，因为如今制约我们快速获取答案的限制仅在于我们打字的速度，而且我们的好奇心仅需一次点击就能够被满足，然后又再一次被激发。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场合我们之所以表现得最聪明，仅仅是因为这些场合具备了回声室的特质：反对的声音被压抑或消灭了。知识总是需要借助社群才能得以蓬勃发展。社群需要高墙，以便他们能够保持适度的多样性，尽管这会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同质性而犯错。但如今，网络已经使得这种社群的高墙变得可以半渗透了。因为网络的透明性，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而里面的人也能够看向外面。你可能在一个将被卡斯·桑斯坦称之为回声室的群体里交换观念和意见，但你是经过了充斥于网络上的混乱观点之后才来到这样一个回声室的。旧式的回声室就像一个无声社区之中安静的图书馆。而现在的回声室——各类知识社区——则位于世界上最拥挤繁忙的街道，而且也没有足够厚实的窗户能够为我们挡住那些噪音。
因此，网络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蠢了？网络是新兴的，而研究又相对不足，同时网络本身又在不断地演进。答案实际上可能会基于此类研究中不同的变量而不同：经济水平、教育程度、性别、政治、兴趣、地理、文化，等等。“回声室”这一概念本身是不稳定的。而且也很难测定，“聪明”这样一个由文化所决定的概念到底具有何种特性。正如卡尔所写的那样，“网络正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但只有在我们以网络自身的标准对智力（intelligence）进行界定之后。”38对“网络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蠢了？”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我们通过思考，还需要我们去亲身经历才能获得。
然而，有一种观念认为上述问题无关紧要。无论网络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孤立，我们知道，人类具有一种同质性的趋向；我们喜欢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待在一起。这场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过度的同质性是一件坏事。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抵制我们的这种同质性趋向。没有任何一个参加者——包括卡斯·桑斯坦，包括尼古拉斯·卡尔——建议我们倒回到没有网络的日子或者将网络弃之不理。因此，为什么争论了这么多年，投入这么多热情来争论呢？
因为有其他的东西更为关键。
